中国的文人画，在世界艺术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关于它的起源，因标准不一，说法也就不同。如将之理解为文人作画，其起源就要早到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王维等；如果将作画的目的理解为遣兴适意、抒情自娱和托物言志，并提出评判主张，从而形成一种绘画思潮，并且冠名直接与文人相关，而称作士人画，其始者就只能是北宋的苏东坡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东坡在绘画史上的作用，不下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书法史方面的作用。因为他提出的士人画即文人画的观念，使中国绘画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讲文人画发展过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时，几乎都集中注意到三个人：宋代的苏轼、元代的赵孟题和明代的董其昌。有的论者甚至说苏轼“这种以高逸人品为核心的‘不可荣辱’之艺术精神，经后人不断实践，至明董其昌，发展为文人画论的重要原则，成为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但是，苏、赵、董三人的文人画理论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审美旨趣、创作实践更有明显的区别。客观上三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同，主观上其个人的思想性格，甚至道德人品的差异也很大。尤其是在“高逸人品”和“不可荣辱”方面，苏东坡一生志存高远，心系家国，而且进退不改其志，荣辱不易初心。道德、文章、人格魅力冠绝古今，人以“坡仙”称之。董其昌仅以书画为人所知。故宫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以东坡词名句“千古风流人物”为题，东坡是当之无愧的。而董其昌生于晚明，面对内忧外患，阉祸党争，《明史》称其“身自引远”，但在船山弟子章有汉《景传斋杂记》中，记有董曾为魏忠贤书楹联、匾额，画画的事。
苏东坡创导文人画，同北宋绘画发展出现的问题分不开，更同苏东坡本人的人品、才识和性格分不开。
宋代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引起社会对艺术品的大量需求，加之绘画技艺的成熟，出现了大批以售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为满足市场需求，职业画家不仅创作题材受到约束，主观意愿的发挥也相对减少，画法因此也落入模仿、习气和程式化之中。《图画见闻志》记袁仁厚得前代画家画样而作画成名，当然属于模仿甚至抄袭。《画继》记刘宗道每创一稿，便画百本出售，自然也使千图一面，趋于雷同。名画家赵昌的“折枝花”，也多从“定本”中来，必然有程式化倾向。此种情形下，促使要按己意创作，以及题材、画法不受需求影响，甚至把诗文意趣引入画中，把书法用笔施于画法，以遣兴抒怀、托物言志为目的文人画应运而生。
而当时有条件创导文人画主张和理论的人物，只能是苏东坡。因为北宋虽然有不少文人能品受，加新忠起，文同、王洗、李公赚等，其艺术水平之高甚至不让当时最好的职业画家，但未见其有关审美主张的论述。苏东坡则不然，他学识渊博，文、诗、词、书法诸艺术门类都具有极高的造诣，而且苏东坡还将自己的诗文书法艺术思想，融会贯通到他的艺术创作理念中，实现“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审美创新理想。
（摘编自王连起《故宫苏轼主题书画特展里的文人画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