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门下省审批+尚书省执行+皇帝批示。这一制度是( )
誉为“诗圣”的是( )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赋粮南、北方所点比例
单位 | 总计 | 北方数 | 南方数 | 南方所占比例(%) |
贯、石、匹、两 | 10018153 | 4414841 | 5603312 | 55.93 |
朝代 | 公元(年) | 人口数 |
隋 | 609 | 约四千六百万 |
宋 | 1110 | 约四千七百万 |
明初 | 1368 | 约五千六百万 |
明末 | 1602 | 约一亿 |
记述 | 出处 |
“雍正十年,用兵西北……始设军事房,后改军机处。” | 《清史稿》 |
“雍正七年六月始设军事房,十年三月改称办理军事处。” | 《军机大臣年表》 |
材料一:
图一 图二
材料二:
唐宋经济发展的比较
类别 | 唐朝 | 宋朝 |
农业 | 唐朝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总计一百六十多项,著名的有安徽镜湖、山东窦公渠、山西文水、河北三河、四川彭山、湖南武陵等。 | 宋朝时,水稻产量跃居粮食作物首位,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丰饶的粮仓,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
手工业 | 唐朝的陶瓷器生产水平很高,代表是邢窑(今河北那台)的白瓷,越窑(今浙江余姚)的青瓷。 | 江西景德镇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制瓷业中心。 |
商业贸易 | 长安、洛阳、苏州、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一定地域内的商业中心 | 四川地区出现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 |
——根据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教材、百度百科整理
材料三: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宋代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转折期,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城市发展日益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的限制,经济和社会功能显著增强……其次,在这一时期,都市化进程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第三,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
——摘编自厉文君《宋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考略》
材料四: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日本】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
材料一:汉朝空前强大,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往。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从水路沟通和加强了东西外交圈之间的联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日益扩展,其影响突破了东亚的范围,远及欧洲和非洲。隋唐时期,对外交通发达,贸易往来频繁。向西经陆上丝绸之路可以通往今天的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至欧非许多国家;海路方面可达今天的韩国、日本和波斯湾。唐政府在广州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政府还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允许他们长期在中国居住、任官,和中国人通婚。
宋元时期,与前代相比,中外交通有了很大的发展。宋元海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繁荣。两宋海外贸易超过前代,由于陆路和海路的畅通,中国的发明输往西方,天文、历法、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传入亚洲各国,对欧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西方药物、历法、数学等也传到中国,外来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在元朝受到重视。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史》(全一册),2003年第一版
材料二:中国的对外贸易,历史悠久。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与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朝贡贸易,往往“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要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必修2),2007年第3版
材料一:在隋唐以前,历朝历代的中原汉族统治者基本都把周边的民族地区视之为蛮夷之地,把生活在周边的民族地区的人民称之为蛮夷……但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从唐太宗开始,民族思想就有了很大的转变,开放、兼容并蓄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
——程陈《唐宋两朝民族关系的比较》
材料二:辽宋之间的和好关系延续了近120年……宋辽榷场贸易亦随南北通好而发展……宋方输出的商品有香、药、茶、瓷器、漆器、缯帛、麻布、犀角、象牙、南珠、苏木、铜、锡以及特许出口的糯和九经书疏等,辽方输出的商品有盐、布、羊、马、驼、北珠、玉器等。
——摘自田相林《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和好的范例》
材料三:他采用儒家经典《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元”……在元朝统一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各民族的联系空前加强,蒙元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大量迁居到中原地区,中原也有大量汉人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长期杂居通婚,加速了民族交融。
——摘编自孙红梅《元朝的“天下一家”思想及其政治文化一统》
材料四:清朝政府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的基本政策可以概括为:“区别对待,因俗而治”,特别是在政治统治政策、行政管理政策、民族宗教政策等方面。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行政制度、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产物。
——摘自余梓东《论清朝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