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屏幕中的剧情跌宕起伏，屏幕上一行又一行的字符络绎不绝地驰过，如同密集射击的炮弹，令人眼花缭乱，它们就是“弹幕”。
尽管弹幕被纳入“评论”范畴，却与传统的文艺批评有巨大的鸿沟。传统的文艺批评来自阅读之后的深思熟虑，作品的整体观照与解读、分析、阐释构成了基本的工作方式。尽管金圣叹、毛宗岗等擅长的评点式文学批评与弹幕存在某种相似的形式，但是，文本的细读以及品鉴、沉吟、揣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程序。相对地说，弹幕的首要特征是“即时”，评论对象往往是作品的一个短暂碎片，譬如一个角色的相貌，出场那一刻的步态等等。弹幕评论带有明显的即兴意味，令人瞩目的是现场、此刻与交互性的狂欢气氛，而不是严肃的反思与真知灼见。
弹幕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只有神奇的互联网才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声音即时互动，让各种貌似无法交集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在虚拟空间联结起来。这是印刷文化不可比拟的。印刷文化的节奏相对缓慢，思想的交换不得不接受印刷速度与配送体系的限制。印刷文化的中心是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阅读、理解、阐释形成一种深度文化。至少在目前，速度与深度的恰当比例仍然以印刷文化作为范本。
尽管弹幕的即时评论也诉诸文字符号，但这些字符被加工为另一种奇特的屏幕形象，开启了另一种性质的空间，譬如视觉经验。它与即时性、交互性构成弹幕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传统的文学批评无法企及这种吸引力，“深度”也无法替代生气勃勃的喧哗产生的号召。一旦“深度”置换为“速度”，零碎化、平面化、喜剧精神与反讽、拒斥精英趣味也就成了弹幕的另一些表征。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互联网以及电子传媒的传播方式正在隐蔽地重塑他们的感官、躯体和意识。
（摘编自南帆《弹幕：一个奇特的屏幕现象》）
材料二：
2020年6月，B站隆重上线四大名著，无数年轻观众都是奔着弹幕，或是弹幕与四大名著的“化学反应”去的。但对于年纪更长，文化取向也更为传统的网友来说，弹幕污染了剧作，庸俗了原著，宛若妖雾遮天蔽日，毫无理性可言。
表面看，这是代际差异。但实际上，弹幕的两极评价，昭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机制与主体状态，彰显了当下信息读写的双轨制。厌恶者所代表的，乃是印刷文明培育的读写习惯，推崇经典，讲究逻辑与秩序；喜爱者所代表的是互联网文化中跨媒介、多感官、娱乐化的接受方式，注重趣味性与参与感。
弹幕空间中，正确、完整、规范、和谐都变得无足轻重，代之而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搅和”。原属不同范畴的信息被一锅乱炖，不同类型的语言形式被杂糅拼贴，如同重回蒙昧时代。经过理性文明的长期洗礼后，短暂地“蒙昧”一下，自编自导“人间喜剧”，反倒成为暂时摆脱文明重负的一种人生选择。另外，与当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计算”相比，这一场场文字游戏是如此地毫无功利。以共同兴趣为纽带，网友们互称“兄弟”，在蓦然而至的弹幕中寻获同好知音。“居然与我想得一样”，这样会心一击的感受，令孤独的当代人倍感满足。
不同于社会场域中被反复思量过的表达，凭借直觉敲下的弹幕，出于真心、近乎自白，乃是电子时空里的“我手写我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弹幕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便是直抒胸臆，依赖口语词，形成众声喧哗的交谈氛围。唯有无限趋近言文一致，那个最本真的自我，才能跃然而出，袒露人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弹幕的终点并非呈现完整的自我形象，而是要探入“有趣的灵魂”的某个侧面。
弹幕的游戏性与趣味性，真的可以带来更美好的人生状态吗？首先必须承认，弹幕文字游戏的创造门槛与理解成本都极低。鉴于运动速度飞快，且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所以必须令人“秒懂”。秒懂的前堤，是对庸常的臣服，这不仅是指对于媒体流行语的追随，更指向一种“自诩快乐的末人心态”。自嘲或嘲讽，均跳不出金箍棒画下的“安全圆”，保持在尚不触及本质的限度内。与口头表演一样，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与流行语。比如，2019年B站的年度弹幕是“awsl”（即“啊我死了”）。这是一句再直白不过的赞美语，形容视频内容令自己无比折服。这种缩略语以极其经济的拼音缩写，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召唤出固定的、集体性的反应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语言的“失焦”。格套无可厚非，但其中令人上瘾的传染力，以及凌驾于差异性表达之上的霸权地位，恐怕与解放创造力的初衷恰好相反。更重要的是，弹幕带给人的趣味性、解放感与反讽意味，也日渐固化为一种模式与立场。
在进入弹幕空间之前，观者已做好了发笑准备。我们虽不必重弹“娱乐至死”的老调，但在开放态度之外，更需警惕潜伏着的负面因子：弹幕用户被设定为一群单纯追逐快乐的人，而平台迎合（甚至监控、计算）用户需求来生产内容，从而形成了一个“快乐”的闭环。这一闭环将带来“人的再生产”：它召唤快速、固定、永不停歇的人类反应模式，从每一个神经元做起，在每一次欢笑中起步。
（摘编自李静《弹幕版四大名著：“趣味”的治理术》）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
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有删改）
织藤编竹兴味长
彭敏艳
野水平溪桥，波翻求花乱。
听竹编青蓝，门前开蟹解。
——明·王叔承《雨后杂兴三首其二》
①山村雨后，水满花乱波浪滚，鱼跃虾跳螃蟹肥，砍竹破篾织竹篮。门前溪里卧着鱼萎子，村居春日妙趣横生。尤其是织藤编竹，它们总轻易俘虏了我的心肝脾肺胃，尽管我知道它们与劳作的辛苦是连体的。
②这或许与我儿时浸泡在竹编的时光里有关。我爷爷擅长竹编，他破出的竹篾片片薄而均匀，非常完美地拉抻出竹箴的柔韧，编成的家用竹具形态优美且坚固耐用：鸡笼、猪笼、箩筐、簸箕、筛子、篮子……他总能编出你眼里的惊喜。
③我常常衔着一根竹芯半蹲半坐着，看爷爷把砍下来的新鲜竹子去掉枝丫，露出竹子光溜修长的身躯，接着破成一捆捆大小、长度一致的细长蔑条。做簸箕耳的时候，要用火烤过竹条，才能弯出自己想要的弧度。烤竹条的时候，竹子的清香先是变得愈发浓郁，随后便掺上烟火的味道。我极喜欢它，总是贪婪地闻着。可我还没闻够，爷爷便把它们闷进了土里去，厚厚的泥土封闭了一切，记忆里唯剩褪色的遗憾。
④后来竹编被赐予一个诗意的名字——“非遗”，可惜爷爷已经无从知晓。这次回乡，听说要与“指尖上的非遗”相约，才惊觉原来那熟悉的气味一直盘据于心，未曾消散过。枯黄的记忆再度枝繁叶茂，于是欣欣然前往。
⑤将到镇上时，天空应景飘起了而，恰如藤织品上纵横有序的经经纬纬。此情此景让人不觉又从脑中排出王叔承的诗歌。雨水夹着泥土的气息倏然入怀，平添了几许原生态的味儿。
⑥跨入工作间，清香萦怀。竹木芒藤编或横或卧或舒或挂，仪态万千地在这恭候来客。它们不以华丽取宠，一例以素色为主，像乡野人家的碧玉，恰到好处的端庄秀丽，略带羞涩的眼神竟媚态横生。间或有的配着插花，于是就不显得单调了，像水墨色的树影上印染了小黄花，雅而不俗。
⑦造型就更不必说了，或小巧精致，或大气磅礴，或在线条上下功夫，或在纹理上细斟酌，或在构造上花心思，或在点缀上做文章；各有千秋，各具匠心。一个状如军壶的挂饰纹理精致，大胆采用多种形状交错叠加，形成斑驳复杂、疏密有致的图案，像油画的泼墨挥洒；一个花瓶状的竹编品，上大下小，匀成合宜且优美的弧度，纹理简洁，线条柔和，像是文艺气息浓厚的素描；一个像女式太阳帽的菜篮子，帽沿向上，波浪形的线条外翻成一朵花，是时尚与传统孕育的混血儿，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气质。
⑧织样师傅一边和我们聊他的编织人生，一边飞快地转动双手，教人疑心他双手自带心眼，而不是由身体其他器官支配它们在工作。捏、扭、拉、按、翻、织……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弹跳的音符，在织样师的手里如山间乡野的溪流一样欢快地流淌。纵横交错的白藤在他手里翻过来覆过去，从生活的柔韧里拖出丰盈的厚度，像一朵散开又合拢的花，开开合合间，白藤在他手里一寸一寸长成精致的白藤篮。
⑨织样师傅从事竹木芒藤编行业三十多年了。据他自己说，初学竹编时，手常常英勇负伤：破竹蔑时的刀割，编织时的刺划。往往旧伤疤还没好，就又添了新伤疤，双手横横竖竖伤痕累累。他伸出双手给我们看，堆叠的老茧深深浅浅，触目惊心。
⑩他一笑，将我们的惊恐淡化在嘴角：“那时刀钝人也笨，刀里来竹里去，吃过一些苦，经验就像树的年轮一样一圈圈地往心里长了。凡事有了经验，心里便有了分寸，手也就顺带长了眼。”
⑪“吃那么多苦没考虑过放弃吗？”
⑫“放弃？”他停下手，目光聚焦到窗外一个虚无的点，“从来没有考虑过，毕竟要养嘴巴，要养人，日子要过下去。想得最多的是怎样编得更好，编得更快，编出新花样，多赚几个钱。”
⑬只那么一瞬间的暂停，织样师傅的双手又开始它们的弹跳。师傅黝黑的脸上镀了一层厚重的生活的原色，那是一种历尽千帆后的宁静安详与饱经风霜的糅合。
⑭一个成品竹编篮子要经过砍竹、去枝叶、破蔑、选蔑、编织、剪余、印染等一系列工序，才能被打磨成完美的结构。在它长久的诞生过程中，每一次蜕变都需要耐心等待，就像等待一朵云敲开它的怀露出明净的天蓝色，更像等待田野里的青色的禾苗褪去青涩换上金黄的霓裳。等待的过程因为有了期待而令人着迷。
⑮在编竹篮的同时，织样师傅也把日常的琐碎、生活的烟火况味编织成一朵褶皱的花。一万多个日夜，从竹编到木编再到芒竹与白藤的编织，从实用的农村簸箕、莱篮、筛子、罗筐到今天的挎包、摆件、藤蓝、花篮；从单一的样式、笨拙的形貌到复杂的图案、别致的构造、优美的线条；从国内市场到远销美国、东南亚……那是一场漫长的燃烧的裂变，一些东西被烧焦，一些东西在生成。童年、少年、青春生成了柴米油盐酱醋，化作屋檐护着的安暖；风里雨里波涛汹涌的躁动在起起伏伏中平静成一潭幽深。“不由经纬力，安有卷舒劲。”编织如此，生活亦如此。只有经得起大打磨，才诞生得出大美。
⑯约莫3个小时，一个有着细致绵密的条纹的白藤挎包就完美诞生了。织样师傅仔细地修剪着挎包的边边角角，末了他深情地注视着挎包，仿佛我们都是透明的存在。
⑰一些读不清的东西正在织上这深情的目光，或许是竹木芒藤编，或许是远去的年月，或许是未来的期许，或许是当下生活的边边角角，它们尽在这份深情里织出了长长久久的兴味。
（原文有删改）
吕颐浩，字元直，其先乐陵人。以李清臣荐，为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为都转运使。既得燕山，郭药师众二万，皆仰给县官，诏以颐浩为燕山府路转运使。颐浩奏：“开边极远，其势难守，虽穷力竭财，无以善后。”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愿博议久长之策。徽宗怒，命褫职贬官。高宗即位，除知扬州。时苗傅、刘正彦为逆，逼高宗避位。颐浩至江宁，奉简宗明受改元诏令，会监司议，皆莫敢对。吕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尘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灼知兵变无疑也。”颐浩乃与张浚及诸将约，会兵讨贼。颐浩曰：“今事不谐，不过赤族，为社稷死，岂不快乎？”浚壮其言，即舟中草檄。傅党托旨请颐浩单骑入朝，颐浩奏：所统将士，忠义所激，可合不可离。傅等恐惧，乃请高宗复辟。颐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夹道耸观，以手加额。二年，颐浩乃大议出师，而身自督军北向。高宗谕颐浩、秦桧曰：“颐浩治军旅，桧理庶务，如种蠡分职可也。”二人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公论所与多引知名士为助欲倾之而擅朝权高宗乃下诏以戒朋党除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颐浩屡请兴师复中原，谓：“太祖取天下，兵不过十万，今有兵十六七万矣。愿睿断早定，决策北向。”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自江东再相，胡安国以书劝其法韩忠献，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仇为戒，颐浩不能用。时军用不足，颐浩创立江、浙、湖南诸路大军月桩钱，于是郡县多横赋，大为东南患云。
（选自《宋史·吕颐浩传》）
①傅党托旨请颐浩单骑入朝，颐浩奏：所统将士，忠义所激，可合不可离。
②胡安国以书劝其法韩忠献，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仇为戒，颐浩不能用。
至后①
杜甫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②。
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③非故乡。
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④一别永相望。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注）①这首诗作于“安史之乱”后的第二年冬至后，当时诗人正在蜀地做严武的幕僚，而且与严武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心情十分低落。②思洛阳：诗人青少年时期在洛阳度过。③金谷铜驼：指金谷园、铜驼陌，皆洛阳胜地。④棣萼：出于《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萼不韡韡（wěi，光明华美的样子）。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盛唐之后，经历大历、建中一段诗歌创作相对薄弱的时期，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唐诗又掀起第二次高潮， ， 名家荟萃。除直接继承杜甫现实主义传统的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新乐府”诗派诸家外，还有以横放奇险闻名的韩愈、孟郊及其追随者，有借山水以抒怀的柳宗元，有善写政治讽刺诗的刘禹锡和以瑰丽惊艳、想象奇美著称的青年诗人李贺，“或平或奇，或高深或雄直， ， 各成壁垒”（方南塘《辍锻录》），中唐诗坛百花竞放、争艳斗妍。
不过，中唐诗坛难以见到盛唐那种和谐局面，它突出地呈现了 的倾向。这既是安史之乱之后，集中统一受到破坏、社会趋向纷纭复杂、思想文化更加 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同时也是诗人们在盛唐高峰之后，自觉地从多方面寻找出路、追求创新的结果。由于中唐诗人从观念到实践的求新求变，使中唐诗歌大放异彩，成为重要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转折点。
①唐朝的离别苦。②唐朝的诗人清高。③唐朝的月明。
要求：①至少运用两种修辞手法；②结合相关诗句；③不少于100字。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自力更生、献身国家是这个时代偶像的共同特征，诸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邱少云等；70年代，陈景润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投身科学研究，成为那个时代的偶像；80年代，中国女排以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取得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成为一代人的偶像……当今新时代涌现出了一批新偶像。当然也有一些偶像（如娱乐明星）人设坍塌，令人深思。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偶像，这些偶像代表着各个时代的精神气质，闪烁着时代精神的光芒。你觉得当今新时代偶像应具备怎样的时代精神？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作文，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
要求：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