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代 |
东晋 |
隋 |
唐 |
北宋 |
| 比例（%） |
4.0 |
17.2 |
24.5 |
46.1 |
材料一：早在先秦时期 ，我国传统社会的共治理念就已萌芽。战国的《六韬》就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的记载；西汉的《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观念，表明我国传统社会的共治观已经形成。在治理模式上，“共治”表现为国家层面上的“君臣共治”和地方层面上“官绅共治”。
——徐亚文、刘洪彬《共治理念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材料二：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国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的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材料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段话出自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
——摘编自沈渭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
材料三：新知识分子都是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然而同时也深谙西方文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科学和民主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充当了中国文学和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发酵剂。他们有关对“国粹”进行批判性重估与引介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呼吁，燃起了一场思想革命。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外国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昏庸统治，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任人欺凌、落后和贫穷的面貌，就必须进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推翻这些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摘编自李东朗《革命文化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材料二：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就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其间代表性的国共两党的关系，也经历了20年代“党中有党”、30年代“国中有国”、40年代前期“一国两制”的阶段。
——摘编自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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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919年的德国 |
图2：1945年后的德国 |
图3：现在的德国 |
材料二：二战以来日本主流安全观的演变
| 时期 |
主流安全观 |
|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 |
保守主义安全观：即以苏联为主要的军事威胁，以日本国民为国家安全主体，依靠美国保护，先经济后军备的安全观。 |
|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
综合安全观：以成为西方一员为国家安全目标，以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保障日本安全。在坚持对美协调立场的同时，重视发展自主外交，大力发展经济外交。 |
| 20世纪90年代（1991年）以来 |
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争当政治大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