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科学翻译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在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翻译的内容，从研究西方枪炮、轮船，指向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从研究世界地理、历史，指向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说。一些具有革命意义的自然科学理论，不仅深化了中国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理解，而且还被当作变革社会的理论依据，广泛应用于社会领域。科学翻译机构的出现为科学家提供了潜心翻译和切磋研究的空间。
——捕编自越东、邢润川《我国历史上三次科学翻译活动对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科学翻译出版机构大增外，还涌现出了其他一些科学翻译机构，如科学翻译组织领导机构、科学情报所翻译部门与科学翻译服务公司（网）等从西方与苏联先后归国的留学人员，在上海等地一些外国人所办高校的毕业生，外国语院校或外语专业（主要是俄语）培养的外语人才，从科学专业培养的但外语纯熟的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行从事翻译工作，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中，这四类翻译工作人员在我国经济、国防、科教等领域承担了主要的翻译工作，为这一时期我国科学翻译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统计，1949-1966年，我国共出版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著约1.6万种，年均约950种。1967-1976年，此类译著出版766种。1977~1987 年，总计出版此类译著10688种。改革开放后，随
着中外合作与交流的不断加深，我国一门新兴产业——翻译业应运而生，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许多面向翻译市场的营利性翻译公司、企业相继诞生。
——摘编自黎难秋《新中国科学翻译60年》
材料 小楚同学参加子以“历史的变革与延续”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小组，他们展开相关理论学习与史料搜集工作，形成如下学习笔记：
|
观点 |
◆于不变之中，而寓变之制；因已变之势，而复创造之规。 ——顾炎武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 |
|
材料 |
◆越宋官制虽承前代，如宰相大抵类似于唐，而宋则又以极密使、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若外官，则宋与唐大有别。藩镇（节度使）之权既夺，大约统率所部者有安抚使、转运使诸官职。 ——摘编自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鼎革之义；对于临时政府组成人选，宋教仁等主张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但最后不得不妥协。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名单中，同盟会会员仅居陆军、外交、教育三部，其余六部均为立宪派或旧官僚。 ——摘璃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1789年7月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拉法耶特侯爵将象征法国王室的白色与巴黎民众武装的色彩（红色与蓝色）结合，创设三色徽章作为国民自卫军帽徽。不久，法国国王到巴黎接受了三色帽徽，表示对革命形势的认可。此后，红白蓝三色配置在全国流行，三色帽徽、三色服饰成为革命者的标志。几经演交，三色旗成为法国国旗。 ——摘编自《三色旗和高卢雄鸡》 |
通过研读，有的同学看到了历史的变革，有的同学看到了历史的延续，有的同学看到了二者间的复杂关系，请任选角度，自选论题，结合笔记中的观点与材料，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唐统一全国后，承隋之制，地方政区最初仍为州（郡）县二级制。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渊“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较多的州级政区必然要多设官吏，不仅增加唐王朝的经济负担，而且不易管理。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便以“山川形便”为标准，划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域，对州县长官进行监察。每道置采访使，下到各州县依照“六条”进行监察，采访使不设固定治所，监察有一定期限。唐初还规定，采访使监察时，“若能抗辞直笔，不惮权豪，仁恕为怀，黜陟咸当，别加奖擢，优以名器”。此外，太宗还大规模压缩了地方一级行政组织基数并将地方最高长官州刺史名字记于屏风之上，“坐卧恒看”，得其才否优劣之状“辄疏之下方”，作为升降废置的参考。唐前期地方行政区划的整治改革，切中时弊，措施得当，基本理顺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行政区划的混乱局面。
——摘编自许正文《论隋代及唐前期的政区整治与改革》
材料 1928年8月27日，美、英、法、德等15国的代表在巴黎签订《非战公约》，1929年7月25日正式生效。主要内容是：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成冲突。苏联于1928年宣布正式加入这一公约。截至1933年，加入此公约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63个国家。《非战公约》既是对以往限制战争国际法的总结和概括，更是在它们基础上的提升与飞跃。国际法对战争的价值取向由此而改变。“巴黎公约的订立标志着国际法上的一个根本改变，并且消除了反对承认国际法为一个法律体系的主要理由。在公约订立之前，国际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的主要缺点并不在于缺少一个国际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而在于承认战争为一个正常的法律制度。巴黎公约改变了国际法的这一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签订时有着种种的不足，但它却有着罕见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据王立越《〈非战公约〉历史定位的转变》整理
材料 马约翰 （1882-1966年），中国近代著名体育教育家，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出生于福建厦门，少年时深受“东亚病夫”的刺激，发奋锻炼身体，曾获得多个体育项目的校冠军。因运动才能突出，1914年应聘到清华任教，后担任体育部主任，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他认为“动是健康的泉源”，入校后说服了很多运动时间就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他按学生的特点编组，定训练矫正项目，引导他们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既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效果。他认为“运动场是培养学生品格的极好场所”，并和当时在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体育会。共同呼吁要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他认为“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他抱着“强国必先强种”的目的，同国内体育名流一起，多次创办“暑期体校”，自任主任，并担任主讲。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还到长沙、昆明，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
——摘编自鲁牧《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马约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