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没有这后一个移位，20世纪中国小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论述西方小说的启迪时，我有意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简化为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形式的嬗变，以便详细勾勒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而在论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我着重强调这两代作家主要不是接受中国古代小说，而是接受以诗文为正宗的整个传统文学的影响；在引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书信等形式入小说以及借鉴“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部分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我把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转化作为论述重点，但并不否认文化背景的变迁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把纯形式的小说叙事学研究与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
从表面看，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的区别，表现在“五四”作家比晚清作家更多借鉴西洋小说技巧。如此说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成了中国作家逐步掌握西洋小说技巧的过程。这未免把复杂的文学运动简单化了。晚清作家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道德。从林纾、吴趼人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鸳蝴作家，都以为可以借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而撇开其思想内容。殊不知抛开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与晚清作家比，“五四”作家转变思维方式，周作人谈“直译”、说“模仿”，鲁迅、沈雁冰学思想同时学技法。“五四”作家借助“拿来主义”冲破“中体西用”的限制，把西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接受。新技巧只有在适合表现新人的新意识时，才可能真正被感知和利用。当然，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距离不在具体的表现技巧，而在支配这些技巧的价值观念。作家对世界与自我认识有突破与革新，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才可能真正实现。“五四”作家突出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借用容易产生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根据人物内心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而所有这些，跟“五四”时代个性主义思潮之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单从社会思潮角度，当然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两代作家的艺术革新的成败利弊，但很难真正体现“小说革新”的特点。因而我选择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影响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文化因素来重点论述。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脱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自觉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这是晚清才开始的。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甚至下章还没动笔，上章已印成铅字与读者见面。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说书人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中国小说这一传播方式的转变一从口头化到书面化，无疑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
胡同的声音
肖复兴
胡同的声音，就是胡同里的叫卖声，北京人管它叫吆喝声。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北京人，谁没有在胡同里听见过吆喝声呢？有了串街走巷的小贩那些花样迭出的吆喝声，才让一直安静甚至有点儿死气沉沉的胡同，一下子有了生气。
有的吆喝声，真的就是一首好听又上口的歌谣。比如，过年的时候，卖年画春联的小贩的吆喝：“街门对，屋门对，买横批，饶喜字。揭门神，请灶王，挂钱儿，闹几张。买的买，捎的捎，都是好纸好颜料。东一张，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这里吆喝的“闹”就是买的意思，他不说买，而是说“闹”，是只有老北京人听着才能够体会得到的亲切劲儿。
再比如，秋天卖秋果的小贩吆喝：“秋的来，海棠来，没有虫儿来；黑的来，糖枣来，没有核儿……”用最简单却又最形象的语音，把要卖的海棠和黑枣的优点突显了出来。再比如，夏天卖酸梅汤的小贩吆喝声：“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一碗尝一尝！”小贩手里打着小铜板做的冰盏，就跟说快板书一样，颇有些自得其乐的意思。
……
这些吆喝声，真的太遗憾了，由于年龄的限制，我没听到过。这几个例子，都是从光绪年间蔡省吾的《一岁货声》中看到的。对这样的吆喝声，除了《一岁货声》，在其他书中，我只要是看见了，赶忙记下来。我觉得这应该属于民间艺术的一种，是研究老北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种带有声音的注脚。
比如卖菜的小贩不会只是单摆浮搁地喊出所要卖的菜的菜名，总要给所要卖的蔬菜前面加一个修饰语，就像往头上加一顶漂亮的帽子。如果只是吆喝所要卖的菜的菜名，也得像是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茄子扁豆架冬瓜，胡萝卜卞萝卜白萝卜水萝卜带嫩秧的小萝卜……”一串连在一起的贯口，一口气的吆喝出来，水银泻地。
即便只是很普通的马牙枣呢，小贩也得特别的吆喝说：“树熟的大红枣来——”强调他的枣绝对不是捂红的。
哪怕只是一碗豆腐脑呢，小贩也要加上一句：“宽卤的豆腐脑，热的呀——”一个“宽”字，一个“热”字，把他家的豆腐脑好的地方，言简意賅，说得突出，又恰当，吆喝得抑扬顿挫，那么的诱人。
哪怕是冬天里到处都在卖的糖葫芦呢，小贩们都会这样叫喊；“冰糖葫芦，刚蘸得的——”让你听得出“冰糖”和“刚蘸得”，是他要突出的效果。
再看卖的哪怕是再简单的樱桃呢，再笨拙的小贩，也会加上一个修饰词：“带把儿的樱桃来——”想到齐白石画的那些鲜艳欲滴的樱桃，哪一个不是带把儿的呢？你就得佩服这些小贩们的审美心理，是和齐白石一样的。一个“带把儿”的樱桃，就像是带露折花一样，那么的可爱了起来。
我真的对这样的吆喝声充满兴趣，对这些小贩很是佩服。他们不仅将卖货声吆喝得那样悠扬悦耳，还让这样吆喝的词语那样有琢磨的嚼劲儿。可以设想，在以往的岁月里，如果缺少了这样丰富多彩的吆喝声，胡同里只是风声雨声，倒泔水的哗哗声，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成色？该会少了多少的精神气儿，如今的老人们又会少了多少怀旧色彩的回忆？
吆喝声，尽管里面有不少美好的韵味在，但在时过境迁之后怀旧情绪的泛滥中，很容易被美化。毕竟吆喝声不是音乐，不是诗，是底层人为生活而奔波发出的声音，内含人生况味，和诗人笔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和《天咫偶闻》里记载皇上八月隔墙听到吆喝声而写下的诗句“黄叶满街秋巷静，隔墙声唤卖酸梨”并不一样。
读到的很多关于吆喝声的诗句，其中有这样两首，让我为之心里一动。
一首是夏仁虎《旧京秋词》中一句：“可怜三十六饽饽，霜重风凄唤奈何”，让我感动。下面还有一句注解：“夜闻卖硬面饽饽声最凄惋。”起码这里面触摸到了吆喝声中的人生的无奈与心酸的痛点。
一首是金煌《京师新乐府》中的一首《卖饽饽》：“卖饽饽，携柳筐，老翁履弊衣无裳，风霜雪虐冻难耐，穷巷鋦立如蚕僵。卖饽饽，深夜唤，二更人家灯火灿，三更四更睡味浓，梦中黄粱熟又半……”写那寒夜里吆喝着卖饽饽的老人凄凉的情景，让我感动，想想在那些物质贫寒天气又寒冷的夜晚，那吆喝声，诗意是让位于夏仁虎所说的“凄惋”和金煌所言的“难耐”。人生中沉重的那一部分，世事苍凉的那一部分，往往弥散在夜半风寒霜重甚至雨雪飘时这样的吆喝声中。
蔡省吾在《一岁货声》的自序中说：“一岁之货声中，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时令，自食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
这一番话，对于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他道出了胡同里的吆喝声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起码包括有怀旧的乡愁，前辈的辛劳，风土人情和气节时令民俗的钩沉这样四部分。尽管随着时代的大踏步前进，胡同的大量消失，这种农耕时代诞生的吆喝之声，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但是，如果我们认同蔡省晋一百多年以前对吆喝之声的论述，那么，起码他所说的这四点，依然可以让我们存有对吆喝之声的一份认知和情感，以及对它们深入一些的研究。其意义与价值，“因非浅鲜也”，便会让我们像珍惜历史文化遗产一样，珍视并珍存它们。它们曾经是胡同的声音，也是历史的一种特别的回音。
（有删改）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
伯牙子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复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非独鼓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还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宋司城子罕之贵子韦也，入与共食，出与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韦不从；子罕来，复召子韦而贵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韦也，君亡不从，来又复贵之，君独不愧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韦，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复也，尚是子韦之遗德余教也，吾故贵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树以从我者，奚益于吾亡哉？”
应侯与贾午子坐，闻其鼓琴之声，应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贾午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之悲耳。张急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哉！”
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己而仇之。贤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仇并前，范、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节选自《说苑·尊贤》）
①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
②司城子罕亡，子韦不从；子罕来，复召子韦而贵之。
劳动光荣，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题目是不是过分“陈旧”呢？是的，我们历来就是提倡劳动光荣。从开国以来我们就强调劳动光荣，“劳动光荣”这四个字，永远不会褪色，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不可__________。
广大青年学生们，不但在讨论会上讲的是劳动光荣，而且真正地__________，把“劳动光荣”四个字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天津市的王培珍是一个例子，郑州的荆焕云又是一个例子。劳动，丰富她们的感性知识；与劳动结合。她们的理性认识得以深化；劳动，令她们的思想观念得以改造。
人的觉悟程度总是有高下之分，__________，并不是所有的青年朋友们都像王培珍、荆焕云那样。由于一小部分青年朋友认为自己是有文化的人，把热爱劳动不放在心上，也不参加体力劳动。
不，青年朋友，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并不是说可以从此不要体力劳动，而是说，可以从此更有成效地去劳动。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使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以过去任何社会所__________的速度极大地丰富起来！
高中阶段，能够清晰地说明事理尤为重要。想要把事理说明清楚，需要在认识事理上和说清关键要素上多下些功夫。
要清晰地说明事理，__________。梁思成用“文法”作比来说明中国建筑的特征，林庚解说“木叶”背后的“暗示性”。__________，是因为他们对这些内容有深入的认识。一般而言，对事理的认识越到位，就越容易将其解说清楚。
在说明事理时，要着重说清其中的关键要素。重要概念、因果关系、事物间的联系等，都是说明的重点。把它们阐说清楚，才能纲举目张，整篇文章的“清晰”就有了保证。梁思成分九个方面说明“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从整体布局、建筑结构写到重要构件、装饰风格，重点突出，层次清楚，即使是非专业读者也会觉得条理分明，易于理解。
说明事理，既可在归纳的基础上说明其中的道理，__________。例如，《说“木叶》从对众多诗句的解读中抽绎出创作、欣赏的规律，《中国建筑的特征》在中西建筑的对比中解说建筑语汇的“可译性”。这两种思路都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