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 | 1860年 | 1894年 | |
土布消用棉纱量 | 620.9万担 | 628.6万担 | 612.4万担 |
洋布消用棉纱量 | 2.5万担 | 3.5万担 | 143.4万担 |
年份 | 原料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重 | 制造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 |
1784-1786年 | 43.6 | 82.2 |
1814-1816年 | 51.6 | 83.6 |
1834-1836年 | 67.8 | 91.1 |
材料一: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碰撞融合。夏、商、周三族的民族迁徙与定居,三代更替以疆域的形式巩固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及其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华夏族。秦汉王朝拓展疆域的过程中实行的“移民实迎”和匈奴、乌桓、氐、羌等民族内迁,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大迁徙和大杂居带来了血缘上的融合,推动了早期中华民族的形成。五代至明清时期,契丹、女真和蒙古入主中原,建立辽、金、元王朝,与中原文化深度交融。清朝实行“满汉一体”政策,加强了对蒙、疆、藏等边疆地区的管辖,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和在台湾建省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高凯军《论中华民族》
材料二:20世纪初,列强在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策划分裂活动,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出现。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中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并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5年国民政府设立民族扫墓节,1937年国共合祭黄帝陵。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三:1952年,我国颁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纲要》。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政治制度。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法制轨道。
——摘编自《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材料:曼彻斯特原本是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小村落。16世纪,曼彻斯特开始出现纺织业,人口开始增加。18世纪上半期,曼彻斯特主要制造呢绒、粗帆布,尤其是各种纺织品。棉纺织工业兴起后,大量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设立,同时也成为分销中心,设置了多间重要仓库。据一个同时代的人说:1786年,人们仅看到一个烟囱,即阿克莱特纱厂的烟囱,15年后,曼彻斯特有50个纱厂,大多数都拥有蒸汽机。1820年,曼彻斯特占英国棉纺织生产量的四分之一,1835年,曼彻斯特聚集了英国棉纺织工业绝大部分的工厂和工人。到1871年,曼彻斯特人口则达到35.1万人。在曼彻斯特兴起的同时,其周围出现了一群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城市。
——摘编自高德步《世界经济史》
材料反映的是近代英国曼彻斯特城的发展过程,从中提炼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的世界近代史知识予以陈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有理。)
唐初《田令》载:“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其给授。”据《唐律疏议·户婚》载:“卖口分田者”,“占田过限者”,“盗耕种公私田者”,“妄认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者”,均处以轻重不同的笞刑、杖刑。唐律令规定:“若一户之内,尽脱漏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要依据脱掉家户漏掉人口的多少,处以相应的笞刑、杖刑和徒刑;“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要处以徒刑;“相冒合户者,徒二年”;“于法应别立户而不听别,应合户而不听合者,主司杖一百”。
——椐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1940年12月8日,在收到丘吉尔的求援信后,罗斯福即表达了想与丘吉尔进行私人会晤的想法,双方商定于1941年3月或次月进行会晤。但后来由于双方国内事务和战争需要,尤其是1941年春季,希特勒发动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巴尔干地区)的入侵,直到8月9日,罗斯福与丘吉尔才在纽芬兰的阿金夏会晤。就这次会议的主题和召开的过程来看,可以说是一次“务虚”会,因为这次会议并非要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要发表一项阐述战争目的和战后和平目标的联合宣言。但这次会晤对罗斯福来说可谓大获全胜,最终昭告天下的联合宣言《大西洋宪章》更是罗斯福思想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就英国而言,虽然美国没有同意直接参战和在远东帮助英国抵御日本的侵略,但作为一个非交战国与一个交战国共同发表联合宣言,这本身就是对英国在道义上的一种莫大支持。
——摘编自杨永锋《(大西洋宪章)与罗斯福思想探析》
材料:马建忠是近代早期改良派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就不能讳言利,而应该学习并采用“西人以利为先”的精神和办法。有利的贸易平衡是富国最有效的手段,“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宜通商以收各国之利权”。在对外贸易中应学习西方设立贸易公司,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则中国“商民可富,饷源可充”。马建忠还认为洋务企业经营方式落后,企业亏损严重,且利用政治强制手段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改革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注重发挥商民在“兴商务”中的作用,增加经济效益。针对当时中国无论是发展对外贸易,还是振兴实业,都需要巨额经费和资本,而国内满足所需款项的情况,马建忠提出了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外资的大胆设想,认为只有“借洋债一法”,以“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
——摘编自石蕾《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
(l)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马建忠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