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结合的中国画是一种独特的媒介。
我们不妨以倪瓒的《竹石霜柯图》为例,来分析中国画的媒介性。
《竹石霜柯图》上绘有坡石、枯木与幽篁,除了图画之外,还有用行、草等不同书体题写的七通跋语。只要对题字者的身份略做考察,便可了解此画作为“媒”的居中功能。
其一,这幅画居于画家的“现实之我”与“理想之我”的中间。倪瓒生活在元末明初,当时江南陷入战乱,他散尽家财,扁舟箬笠,四处流浪。《竹石霜柯图》便创作于这一时期。在画作右上方是他题写的五言诗——十一月一日,灯下戏写竹石霜柯,并题五言:久客令人厌,为生只自怜。每书空咄咄,聊偃腹便便。野竹寒烟外,霜柯夕照边。五湖风月迥,好在转渔船。一种视觉图像可能具有多重意涵,需要文字予以“锚定”。在画作中,倪瓒通过题写诗文,将竹石霜柯的意义锁定于不屈与自得,使之成为自己漂泊心境的写照。因此,我们可以将此画看作倪瓒抒发自我情感的媒介,它居于现实中流浪之我与理想中孤傲之我的中间。
其二,这幅画居于画家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画作的上方有倪瓒的好友钱惟善、杨维桢分别题写的七言诗。二人的诗作和书法既增加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又与倪瓒的画与诗形成互文,更加生动全面地传达出倪瓒的性格。
其三,这幅画还居于画家和他的赞助人之间。据画作后来的收藏者、清初书画家笪重光推测,此画很可能是为曹知白绘制的。杨维桢在题跋中称“老铁在素轩醉笔”,素轩就是曹知白家的书斋。曹氏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也是松江地区的一位巨富。据《松江府志》记载,倪瓒“寓松,在曹知白家最久”。如果笪重光的推测正确,那么倪瓒可能将《竹石霜柯图》送给曹知白,他虽声称自己“久客令人厌,为生只自怜”,却理性地制作了这件礼物,作为曹氏为自己提供食宿庇护的回报。
最后,这幅画还居于历代的鉴藏家之间。清初的几位文人王时敏、笪重光、高士奇都在画上留下了题跋,谈论欣赏此画的心得。后来,另一位身份特殊的藏家——乾隆皇帝也加入了讨论。
作为一种媒介,《竹石霜柯图》还通过对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而激发了一千人各种关系的转变:画家的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关系通过诗画的互文、友人的肯定得以强化;三位朋友的诗作出现在同一画面上巩固并彰显了他们的友情;画家将画作当成礼物,以优雅的方式偿还了对庇护者的人情债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鉴藏家,虽然现实中不可能碰面,却通过在同一幅画上题写跋语,实现了跨时空的文化交流。作为“品位中间人”的鉴藏家们对画家及其朋友们的图画、诗文、书法进行品评,这些题跋既显示了鉴藏者的眼力,也生产、传播了艺术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不断塑造着后世观看者与画作的关系。题跋显示这件历经岁月沧桑的艺术品是“流传有绪”的,它帮助观者把作品镶嵌进历史之中,看清它怎样在时间和空间中一步步走近我们。合理的流传过程自然也增添了艺术品的价值,使它更加可靠可珍。
这样分析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发现,图文结合的中国画在本质上是一种媒介:文人士大夫运用综合的技术手段,借助这一媒介开展丰富的文化实践——呈现自我、回馈他人、巩固友谊、彰显品位、生产并传播知识,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文人士大夫们实现了跨时空的社会交往,产生种种复杂变动的精神关系。
一旦从媒介视角考察图文结合的中国画,那么研究的焦点就从静态的“文本”转向动态的“实践”,中国绘画的独特传播现象也得以显现。
(摘编自李晓愚《合壁:论诗书画形式的独特媒介性》)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编者注:透入肌肉和骨髓,比喻感受深刻)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励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蕙风词话》卷一)的境地,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惟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王国维读李璟词时,对《摊破浣溪沙》中“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两句大加赞赏,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人间词话》)。他选择这首词中意境绝佳的两句进行鉴赏,不仅读出了萧瑟秋景衬托下女主角哀怨的心境,还因自己多愁善感的性格,得出了词中深寓忧患意识的结论。
韩傀①相韩,严遂②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③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④然而止乎具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卫设,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车骑壮士以为羽翼。”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暴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
(节选自《战国策·韩策》,有删改)
[注]①韩傀:韩仲子,韩相国。《史记》作侠累。②严遂:濮阳人,字仲子,韩臣。③轵深井里:轵,地名,今河南济源南部。深井里,轵地的里名。④嘿:同“默”。
①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
②韩取聂政尸暴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
登余干古县城①
刘长卿
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
官舍已空秋草没,女墙犹在夜乌啼。
平沙渺渺迷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
飞鸟不知陵谷变② , 朝来暮去弋阳溪。
[注]①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诗人从岭南贬所北归途经余干时。②陵谷变,出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惩”,诗中强烈指责周幽王荒淫昏庸,造成陵谷灾变。
①迩之事父 |
②明烛天南 |
③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
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
⑤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
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
“民间”是非遗传承的底线。据非遗有关文件规定,当代非遗传承人要坚持首先在“民间”传承非遗的职责。守护住“民间”这条正道和底线,才能进行传承与创新。舍弃“民间”的所谓“创新”,是一种 的错误做法。
运用民间思维,立足乡间水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后传承。历代剪纸艺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行走的。潮州剪纸老师傅常说:剪一张纸,是小孩子都会的事,也很容易学会基本剪法;只有通过相当时间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倘若要进一步精熟传承创作,则需要“技”与“艺”的巧妙结合和想象力的无边无界。过去老奶奶剪“花”,各式各样,信手剪来,栩栩如生,就是因为她们已将技与艺融为一体,化入血液。
在千百年来的传承中,艺人们不断修改补充, , 把技艺锤炼得越发精绝超凡。流传至今的经典图谱,多随物象而剪饰。可以说,凡是能用作祭拜的水果供品,艺人们都可以创造出适合它的水果供品花。既有中秋拜月用的,也有时年八节、敬神拜祖用的,还有婚嫁习俗中用的,可谓 , 花样奇绝。这些供品花艺术构思都源于生活,非常精妙。其造型简洁灵活,都是按照随物赋形的创作手法进行布局结构的,是历代潮阳妇女们的集体守正创新的成果。
“力行”出自《书·泰誓中》,意思是努力实践,竭力而行。《中庸》记载:“力行近乎仁。”其大意为努力实行、竭尽全力去做事就接近仁了。《中庸》还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等力行、重行思想,将力行作为君子之大德。
德性最终要通过“行”展现出来。《周易》中蕴含的“生生之德“崇德广业”思想已然表明早期儒家对力行的推崇。建功立业、敢为天下先的力行品格足以被称为君子之“仁德”“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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