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所谓“物质变精神”，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外部客观物质的东西反映到主观意识中来，形成主观的如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等东西。所谓“精神变物质”，就是将实践中业已形成的方针、政策、理论、方案等观念性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群众实践，从而转化成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从认识的过程来看，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来看，表现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从干部的领导实践过程来看，表现为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毛泽东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过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物质可以变精神，但是正确的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精神可以变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总之，毛泽东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摘编自樊瑞平、张心立《毛泽东倡导对干部进行认识论 教育——重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每次大挫折，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挫折。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堂学到东西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这样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损失惨重。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威”，王明曾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摘编自张文木《我们赢在哪里？赢在人才！》，《北京日报》)
材料三：社会实践是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经过社会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真理，具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性，即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他的思想、理论、认识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就是真理性认识，相反便是谬误。但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与“某些领导人的某些意志”“某些书本中的某些原理”“某些权威人士的某些言论”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坚持下去，就应该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和“此外再无别的”而“只能是”的“绝对性”要求，坚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检验、修正他们的那些错误意志、言论和丰富、发展书本上写的不成熟不完备的原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会实践，是既公正又无情的，由它所赋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的客观性，是与阶级真理、权力真理、权威真理等一切形式的主观真理论不相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唐梅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学习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大雁塔其实是一个人
孙天才
记得岑参有一首诗：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不知为何，在我从小到大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回旋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唐代僧人玄奘。
大雁塔离我居住的新村很近，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站在乐游原上向西南眺望，那座六十四米之高的伟岸身躯就那样巍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
其实，最早到西域求法的不是唐僧。从三国到东西晋到南北朝，史书上记载的离开东土到西天取经的就有一百七十人，但能够全身而归的却只有四十三人，大多数都死在了路上。但这种西天取经的壮举，却成为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象征。不管佛教能否称得上真理，当时的人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不断往西天求法。这是僧侣的追求，也是自公元3世纪以来的传统。
贞观三年八月，唐僧“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从长安出发，经秦州，过兰州，过凉州，过甘州，过肃州，唐僧日宿夜行。在抵达玉门关的时候，唐僧所骑的那匹白马死了。现在的疏勒河边还有一座白马塔，一棵曾经拴马的大柳树还存活在寺院门口。他又买了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收了一个叫石盘陀的徒弟。这时，捉拿唐僧的文书早已到达，但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偷渡成功了。那个羌笛怨柳、春风不度的地方我去过，一座夯土的孤台上唯余几面断垣残壁，前面的戈壁荒漠上就是散落的烽燧了，当地人叫白墩子。 又是几天几夜的行走，到了第五座烽燧，也就是最后一座烽燧，那个叫石盘陀的胡儿深知，再往前就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死亡之地。这胡儿动摇了，也是想着协助偷渡出境是死罪，也是想着前途渺茫去也是死，就动了抽刀杀师的念头。但唐僧闭目端坐，念珠如常，那种沉静如佛的庄严令这个凡夫俗子还刀入鞘了。
在八百里浩瀚无边的莫贺延碛，一个大唐的苦行僧孤身向西，人兽的骨骸是生灵的路标。在漫天扬卷的黄风黄沙中，唐僧随身携带的水袋不慎掉在沙土上。水尽则命尽呀！他牵马往回走了。可他突然想到，他是发过誓的，不到天竺，绝不回头，宁愿朝西而死，也不东回一步。就这样，又西行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意志再也撑不住他的身体，他躺倒了。或许是有佛祖在冥冥护佑，那匹老瘦的红马拖着他走，前面是一片水草丛生的绿地……
就这样，出了流沙，到了伊吾，到了高昌。又西行千余里到了天山，那里海拔几千米，月余的踏雪卧冰自不须说，在高昌剃度的四个徒弟已有两死，二十五个使役冻毙者十之六七，三十匹牛马也死之将尽了。但这个人依旧义无反顾，千里万里，一路向西，渡孔雀河，过铁门关，越白山黑岭，穿江河泽川……
就这样，历经十八个春秋的千难万劫，一个大唐的和尚携带着三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回到了他的祖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道俗奔迎，倾都罢市”，那是一种怎样举国欢庆的盛隆啊！
我知道，矗立在大慈恩寺西院的那座塔，是唐僧“亲负篑箕，担运砖石，首尾两年，功业始毕”的。我也知道，这座塔之所以叫大雁塔，是因为《大唐西域记》中那只舍身而死的大雁菩萨般慈悲显灵的传说。一部《西游记》已让这个人家喻户晓，一座大雁塔也让这个人名留千古而不朽。这个人俗名陈祎，法名玄奘，被尊称为“三藏法师”。这个人活了六十四岁，大雁塔高六十四米。
真的，每当我站在乐游原上眺望西南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座高耸入云的塔是一个人。有人说，大雁塔是西安人心中的一枚印章。我以为，大雁塔或许是一种颇有典范意义的民族性格或中国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
王叔英，字原采，黄岩人。洪武中，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并征至。叔英固辞归。二十年以荐为仙居训导，改德安教授。
迁汉阳知县，多惠政。岁旱，绝食以祷，立应。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上《资治八策》，曰：“务问学，谨好恶，辨邪正，纳谏诤，审才否，慎刑罚，明利害，定法制。”又曰：“太祖除奸剔秽，抑强锄梗，如医去病，如农去草。去病急或伤体肤，去草严或伤禾稼。病去则宜调燮其血气，草去则宜培养其根苗。”帝嘉纳之。
燕兵至淮，奉诏募兵。行至广德，京城不守。会齐泰来奔叔英谓泰贰心欲执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恸哭共图后举已知事不可为沐浴更衣冠书绝命词，藏衣裾间，自经于元妙观银杏树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里。燕王称帝，陈瑛簿录其家。妻金氏自经死，二女下锦衣狱，赴井死。
叔英与孝孺友善，以道义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贻书曰：“凡人有才固难，能用其才尤难。子房于汉高，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于汉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时受其利。虽亲如樊、郦，信如平、勃，任如萧、曹，莫得间焉。贾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过，故绛、灌之属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载时。但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是也。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易，而民乐其利。难行而行，则从之也难，而民受其患。”时井田虽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藉口。论者服叔英之识，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
时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广德募兵，知事无济，再拜自经。妻宋氏下狱，亦自经死。
(节选自《明史·王叔英传》)
①去病急或伤体肤，去草严或伤禾稼。病去则宜调燮其血气，草去则宜培养其根苗。
②贾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过，故绛、灌之属得以短之。
过贾谊旧居
戴叔伦
楚乡卑湿叹殊方，鵩赋人非宅已荒。
谩有长书忧汉室， 空将哀些吊沅湘①。
雨余古井生秋草， 叶尽疏林见夕阳。
过客不须频太息， 咸阳宫殿亦凄凉。
[注] ①吊沅湘：沅湘是沅水和湘水的并称。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遭放逐后，曾长期流浪沅湘间。贾谊曾写《吊屈原赋》表达对屈原深深的同情。
自由体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内容上主要是反映新生活，表现新思想，形式上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采用白话叙事抒情。但叙事和抒情也不是截然分离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____，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欣赏新诗既要具备一定的诗歌素养，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对中学生来说，具体应当怎么去做呢？一要抓诗眼，二要析意象，三要明虚实。特别要注意明虚实。因为虚实相生，相互映衬，是诗歌创作的一条艺术规律。诗中的“虚”就是思想感情，诗中的“实”就是景物形象。____，会显得抽象空洞，没有诗味；如果只是写“实”，则会显得死寂而缺乏生气。而学写新诗，掌握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固然重要，但要真正写出至情至美的诗来，就必须源源不断地向自己那半亩方塘注入活水，如此方有“光”“影”交映的景致。写诗于青春有着重要意义。一位诗人曾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去写诗，他便错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可见青春需要读诗，更需要写诗。写诗吧，拿起笔，用诗歌托起青春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