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史是一门年轻的学问。中国第一本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戏曲史著作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出版于1915年。《宋元戏曲史》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论将元代的戏曲剧本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若在这一系列中再加上明清小说，就完整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的进化史。
但是，悉心琢磨一下这些文学体裁在各自时代中其创作者的身份和创作目的，以及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总体数量，我们就会发现，用这样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把作为通俗文化的戏曲作品与属于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体裁和作品相提并论，是有问题的。
王国维所赞赏的元曲，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的戏曲文学作品，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共同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但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戏曲创作本身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在与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中，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演出实践的安排、管理、宣传，观众的接受与反应等等，每一个元素的重要性都不亚于戏曲的文学创作本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戏曲文学之外的元素才构成了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质特征。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戏曲史纳入正统文学进化史，侧重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这种观念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戏曲史的主流研究思路。虽说从20世纪30年代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到50年代徐幕云的《中国戏剧史》可以看出，确实也有学者在努力拓展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对戏曲的舞台结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有所涉猎，但仍然是以经典戏曲研究为主体，缓慢积累着周边的知识信息，没有能够通过戏曲史的研究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
公平地讲，《宋元戏曲史》诞生的年代，正是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之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的话音刚落之时，而王国维就已经把几百年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都不入流的元曲，纳入了中国正统古典文学的进化系列。在当时，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震撼性的时代意义自不待言。而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学也有其不得已之缘由。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考察“宋金以前之杂剧院本，今无一存”，而戏曲演出相关的全部活动，也限于传统历史记载的偏见，都只能在边边角角的史料中找到寥寥数语。
在其后近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还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国内的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各项文化产业均市场化之后，国人才开始对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有切身的认识和体会，才能够有基础去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这其实是个有趣的历史悖论：学习历史是为了解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
直到世纪之交，随着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理论和经验的不断累积，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经验越来越丰富和充实，戏曲史的研究才终于不再仅仅是戏曲作品的文学史、音乐史，或者戏曲名伶的个人艺术成就史，而更成为一部广阔的社会生活史。戏曲史的研究，从这时才刚刚开了个头。
（摘编自王艺《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读书》2019年1期新刊）
材料一：
对经典阅读心向往之，却有心无力，这应该是经典阅读危机最为清晰的表达。经典阅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尴尬境地，有着时代大背景及与现实交织的诸多复杂原因，比如经典教育缺失、社会生活变迁、娱乐文化挤压等。而且这一问题的严峻却无形、反复又自成生态的特点，决定化解这一危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观念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内生动力的生发也是厚积之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可能才是正解。
（摘自《让经典阅读在年轻人中复归》）
材料二：
2016年10月，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曾围绕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作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收到的一组回答让他们深思：一方面，受访大学生表示“不读书上不了台面，会暴露自己没有修养”；另一方面，受访大学生又表示“要花精力聊微信等，建立归属感”。
围绕“为何经典阅读认同度高，但实际读得少”的问题，天津大学大部分学生认为，家庭、学校、社会对经典名著的推荐，已经让青少年从小树立了“好读书、读好书”的意识；而“时间碎片化”则是他们不约而同提到的影响阅读的最主要原因。天津大学虞京春教授对此深以为然：“移动终端快餐化、碎片化阅读受到大学生的推崇，但松散的阅读习惯很难使人构建完整的思想体系。”她同时也感到，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之下“经典著作虽然能够对人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但却不能像实用书籍那样立竿见影，这也是部分读者远离经典的原因”。
（摘自《上好大学生经典阅读“必修课”》）
材料三：
由于时代久，古典文学作品与现代汉语语言存在诸多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其接触的难度越来越大。单纯在古典文学教育中强调兴趣教学，肯定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古典文学的学习，自古就强调“熟读”的重要性，甚至强调“死记硬背”、这是其学科性质决定的。多阅读，多背诵，形成一定程度的强制诵记十分必要。要努力在尊重古典文学学习规律的基础上，从考试模式、识记方法、教学方法上进行教学与考试的深层改革。
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熏陶式的教育。它强调的是让学生经常处于文学的氛围和影响之中，“润物细无声”。全媒体时代，学生日常接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网络与新媒体，因此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介与网络，与学生建立以古典文学为内容的交互空间，将图书馆、网络资源结合起来，将强制阅读与拓展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无处不在的古典文学氛围里形成阅读习惯。
摘自《文学院系学生古典阅读状况堪忧》）
材料四：
图一 中国大学生在古代文学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
图二 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摘自《大学生经典阅读调查》）
文本一：
北中国
萧红
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
不远就有一段树林，沿大道的两旁长着。说是养了一百来年的大树，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将来还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儿孙，最好是永远留传下去，好来证明这门第的久远和光荣。
可是，今年却是这树林的主人自己发的号令，用大锯锯着。
树上的喜鹊窝，新的旧的有许多。树一被伐倒，喜鹊窝也跟着覆到地上，有的跌破了，有的则整个的滚下来，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几棵了。
上房的门喀喀的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那两个拉锯的，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里边闹了。
老管事的走进大门洞，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他闭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来，这样的信，他的主人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已经写了三个月了。
老管事的把信封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念着：
中华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收
——父字
全念对了，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一个拉锯的，连忙补添着说：“耿振华吾儿收。”
清雪还照旧的下着，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的工作起来。这样好的木头哪里去找去！现在锯了，毁了，劈了烧火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看了未免有几分悲哀。
“百多棵树，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大少爷一走，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的。自己年轻时，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的加入了革命党呢。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孩子有点不对。眼泡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哪天咱们把日本人打跑了，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
儿子说：“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时，有过两封信。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就在上海抗日部队里，当了兵。后来，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的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的睡着。
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这消息是儿子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耿大先生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看了半夜。直到鸡叫天明，他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
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放在花园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那花园里素常没有人来，一到了冬天，满园子都是白雪。凉亭里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
有一天，厨子给老爷送饭的时候，一开门，满屋子的蓝烟。往地上一看，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边卧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觉，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似的。
耿大先生死了。
1941.3.26
（有删改）
文本二：
好的作家在具体的文学创造中，会采用很多策略加强时空叙事的张力和粘合力，使叙事中的时间进程和空间拓展趋于复杂化。丰富文本的审美意蕴。萧红的小说擅于在单一故事情节发展中蕴涵隐性情节，把时代风云变化的隐性情节隐藏在具体平实的小人物日常生活遭遇的表层情节发展中，让表层情节和隐性情节相互渗透，一方面可以更完整地理解表层情节进程中不能得到很好解释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也丰富和拓宽了小说风云变化的时代背景，这样处理不仅能够揭示时代特征，还能巧妙地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作家的主观意图。
（摘编自楚金波《论萧红短篇小说的时空叙事策略》）
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对曰“毋取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锐者。”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拑者大给利，不可尽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多诞而寡信 ， 后恐不验也。夫弓矢和调，而后求其中焉；马悫愿顺，然后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无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执贽所师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见乎？”鄙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言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
(节选自《说苑·尊贤》)
①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无以逃其情矣。
②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
咏荔枝
丘浚①
世间珍果更无加，玉雪肌肤罩绛纱。
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
荔枝叹
苏轼
十里一置②飞尘灰，五里一堠③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注】①丘浚：出生在海南岛琼山。②置：驿站。③堠：古代瞭望敌情的土堡。
“告别今宵，告别今宵，无论新友与故交，明年春来再相邀，青山在，人未老……”将时代的芳华与历史的足迹汇于笔下、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留下生长在内心深处的常青记忆的乔羽先生逝去了。他的歌里，既有微观生活的印记，也有宏观祖国的身影。
乔羽的创作一直遵循着“朴朴素素好”的理念，不写不接地气、来自 的华丽词句，只将独属于国人的美好揉进每一句简单、活泼、隽永的歌词里。在他心中，歌词创作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锦衣美事，其实就是寻常人家一日 的家常饭，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
乔羽曾深情表示：“吾辈虽说不上伟大，但我们都应当是祖国的赤子，没有理由不热爱祖国。”出于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乔羽将不同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写成了歌，而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祖国。这份情感和记忆的“大河”缓缓流过：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乔羽的歌词里看到祖国，看到山河，看到生活，看到童真，看到炊烟袅袅，也看到江河奔涌、星空璀璨。
乔羽一生 ， 创作了千余首歌，他始终把浓烈的情感深深种在真挚的词汇中，用最平凡的笔触书写时代的激荡奔涌与细水长流。
历史悠久的端午节， ， 如浴兰节、端阳节、诗人节、龙舟节……从端午节的众多别名不难看出，经过时间之河的沉淀，这一古老节日已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制形状不一、口味各异的粽子，参与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式。端午节就像一根纽带， ， 体现了中华民族从过去到当下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
传统节俗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关联，虽然岁月流转，生活方式不断改变，但依旧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润泽。今年端午节，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一些地方 ， 这些线上民俗活动丰富多彩，让祛病防疫的节日内涵进一步彰显。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家国情怀，端午节俗中蕴藏的这些传统精神在同心抗疫的当下得到了进一步诠释。
传统节俗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近年来，不论是《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热播的纪录片，还是各大博物馆热卖的文创产品，抑或是诙谐幽默的文物说唱，都在不断满足人民日趋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也让更多的传统文化被人们所熟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华文化滚滚向前的强大内驱力。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文脉传承历久弥新，滋养我们的文化自信。
秸杆打成圆捆和方捆都可以，区别是圆捆便于滚动，但不好堆积；方捆便于堆积，但不好滚动。
屈原有诗句：“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意思是：方和圆怎能够互相配合？志向不同哪能彼此相安？
又有人说：方是做人之本，圆是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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