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我们这个民族在每一个关键之处、每一个挫折时刻，都深深地刻着“道德”二字。近代以来，中国陷入到 的危困之局，面临着亡国灭种的险境。尤其是抗日战争，这是民族历史上的大悲壮、大苦难，也更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大挣扎、大振作。从政要到平民，从军人到妇孺，无数有节操的仁人志士投入到救亡图存。不屈不挠者大有之，以身殉国者大有之，埋头苦干实干者大有之……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撑起了 的旧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雷锋、焦裕禄等 在新时代的道德星空图上，他们是德之 ， 国之栋梁。
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而道德是为人之本、处世之基。范晔在《后汉书·崔实列传》里说：“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西方哲人亦云：“修养之于心地，其重要如同食物之于身体。”两者都不约而同地把道德的教化与修养比作精神的食粮。法律、刑法、准则等都是药石，而人是不能靠吃药来维持生命的，因而它们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今日之中国，欲民族复兴，首在立人。立人之道，首在立德。这个“德”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理想追求；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信仰；是“为天下之忧而忧，为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是舍我其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是“修齐治平”的道德实践和人生磨砺。
孕蓄于山城
吴福辉
重庆生活对于沙汀的刺激是政府对思想、言论、行动的钳制，就像明朝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横行。一位著名的诗人住在市郊山洞一带地方，神经紧张地感到有“特务”在他家门口成天东转西转。有天下午，“特务”的活动似乎格外频繁，当夜逼得诗人越墙逃回市区。这些令人精神紧张的故事包围了他，他早就想写篇东西来发泄一下。他想起陆诒与他谈起他们的共同熟人傅宇琛。陆诒神情忧郁地说：“他变得胆小如鼠，又不得不养家糊口，跑到这里的长江轮渡上卖票呢！有时见到我，还希望听到一点消息，只要四下无人，便拉到一旁打听。可更多的时间是在防备有特务搞他，成天疑神疑鬼的。”
这个傅宇琛，沙汀已经有三四年未见了，听陆诒一讲，那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模样突然全盘在脑子里活起来。这就是《老烟的故事——记L君的一段谈话》。
他把写好的小说交给茅盾过目，茅盾对它的尖锐性有点吃惊，说：“现在还是打苍蝇吧，不要摸老虎屁股。当然，摸老虎屁股的文章也可以写，写了留起来，等以后时局变了再拿去发表好了。”
听了这个意见，沙汀决定动些手脚来瞒过图书审查老爷。他在作品里暗示这是云南地方势力干的事情，落款故意标明“写于昆明”。等到《文艺阵地》复刊号审查通过，他在生活书店胡绳那里看校样时，又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加上只有重庆才经常用得着的“过江”之类的话，删去落款。
11月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节那天，沙汀应邀去枇杷山苏联大使馆参加招待会。晚会由沙汀主持。讲演引起了在座听众的兴趣，下面纷纷写纸条传到主席台上，提出各种问题。沙汀打开这些条子读给大家听，当场解释。有一张条子措辞尖锐，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大意是：乡下拉壮丁，闹得乌烟瘴气，作家们为什么不揭露？
他觉得全身被这张条子击中！是啊，这是国统区内随处可见的弊政。晚上躺在房间里，他失眠了。他在想如何表现这个兵役的主题。这就产生了他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几天的时间，故乡的各种“土劣”按照一个有权势人家的壮丁被抓了又被放掉的格局，一齐涌上脑际来表演。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小说的最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吵得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的！想象中那是家乡安县的西南乡，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人物呢，安县林白清的侄子叫么吵吵。林做过团正，这个侄子的名被借用，性格并无一点相同处。陈新老爷本是界牌人，也是借用真实姓名，并且让他与“软硬人”联保主任搅在一起。故事波澜起伏，几张几弛，最后突然宣布一个结果，人们陡地呆若木鸡，情节安排模仿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他用这个故事表现基层权力社会的一次小波折：一个“行之有效”的“官官相护”的“规矩”突然被破坏，有面子的人的“面子”突然被互相撕碎，进入一个非常的时空。伟大的喜剧就此确立。
原来沙汀每周只需周六进城去一次曾家岩，现在骤然增多。这是一些令人揪心的日子。项英牺牲、叶挺被俘的消息传来，中央决定迎接更大的分裂。南方局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周恩来、徐冰召集沙汀等讨论组织重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疏散问题。这样每日讨论别人的疏散计划，沙汀不能不考虑起自己来了。与黄玉颀交谈，也与心中跃跃欲出的人物交谈，觉得只有回乡才能焕发自己的文学激情。
他以少有的勇敢采取了回乡的方式，去迎接一生只有一次的创作高潮。这样一个瘦瘦小小的人，有勇气钻回故乡的山沟，一待就是十年，而且相信这样荒僻贫瘠的土地有无穷的文学矿藏，连历史都感觉惊讶。他的抉择需要以后的时间来证明，他显示出一种成熟、一种远见。
你描写地狱，却走入地狱。在中国最黑暗、最贫困的地方，你几乎被“活埋”，却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
(选自《沙汀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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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老谈到小说创作时强调搞创作的基础在于生活，因为生活中有他熟悉的人物原型。在创作时就是要把全部生活积累调动起来，把熟悉的人物原型经过改造、综合、加工、概括而成为作品中的人物。所以，青年人搞创作，要做生活的有心人，生活越深厚，创作基础越厚实。他还强调创作者要努力提高文化艺术素养，特别是初学写作者要选读中外名著。
(张清儒《写在沙汀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
陆蠡之死
1940年夏，巴金赴西南大后方，行前将文生社全部社务交由陆蠡负责。巴金走后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进入上海租界。危难之中，陆蠡与文生社同仁镇定应对，一如既往地编书、印书、售书，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靳以的《前夕》。文生社重要作者、陆蠡的好友靳以，抗战爆发后去了重庆，花了3年工夫写成这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因当地出版印刷条件太差，就写信到当时还是“孤岛”的上海，征询能否在文生社出书。陆蠡满口应允，并寄来亲手设计的封面草图。靳以备受鼓舞，赶忙发动亲友火速誊录，硬是将《前夕》从头到尾另抄了一份。然后又一页页装进航空信封，先后装了200封，全部依次编号。为了防止敌伪检查扣压，发信人和收信人都不断更换假名；而且经常易地分散投寄，每天只寄几封。就这样，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稿被化整为零，源源不绝地递往申城。陆蠡收到后，也采用流水作业，边加工编辑，边发稿付排，变零为整。最后编定为两册，顺利出书。
陆蠡与两位同仁苦苦支撑在日伪肆虐的上海，有如在茫茫荒漠之中殚精竭虑地维护着文生社这一块小小的绿洲。境况一天比一天险恶，恐怖如瘟疫般蔓延。多家书店横遭查封。陆蠡当时最亲密的朋友陈西禾在《怀陆蠡》一文中透露，有一天陆蠡忧心忡忡地说：“文生社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部分在别处寄售的书被捕房抄去了，据说是有抗日嫌疑。”这些书中就有《前夕》等。1942年3月初，鳏居多年的陆蠡和张宛若女士喜结良缘。正当新婚燕尔，新人还沉浸在蜜月的愉悦之中，灾祸突从天降。4月13日，卢家湾捕房查抄文生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砸开书库大门，劫走存书数万册，抓走了两个人。当天陆蠡正好外出，得知此事后，朋友家人劝他躲一躲，但他认为自己身为文生社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前去据理抗辩。为了营救被抓走的两位同事，追回被抢图书，为社里讨个公道，他孤身来到捕房，不料却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第二天，朋友索非等到捕房打探，通过一个懂日语的熟人，找到宪兵司令部“相当高级的负责人”，那人证实：陆蠡确实关押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由此看来敌人查封文生社、抓捕陆蠡是蓄谋已久的了。
又过了些日子，有个陌生人来到陆蠡家，一进门就交还一件陆蠡被捕那天穿的大衣。那人解释说，他也是被抓进宪兵队的，与陆蠡关在同一间牢房，彼此很熟。日本人曾提审陆蠡，问：
“你爱国吗？”
“爱国。”
“赞成南京政府(汪伪政权)吗？”
“不赞成。”
“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
“绝对不能征服！”
日本人勃然大怒，给他上了酷刑。这样的刑审又经过多次，得到的口供依然如故。在这位难友被释放的那天，陆蠡脱下大衣，托他出狱后按地址到他家报个信。难道是知道自己已无生还的希望，想借着这件大衣作为永诀的纪念？谁也不能回答。此后虽经亲友一再打探，全力营救，但回天无力。而有关他的谣传却满天飞，一会儿说在苏州，在芜湖，一会儿又说被遣送到了南京首都反省院。连通过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弢邮寄去的狱中日常用品和冬衣、被褥，也遭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陆蠡就此失踪。
明知凶多吉少，人们还是心存侥幸，希冀有一天他会突然归来。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仍然音讯全无。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不得不相信，陆蠡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原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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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折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羞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选自陆蠡《池影》)
②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不好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圣泉(陆蠡原名“陆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选自巴金《怀陆圣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