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
材料一：汉王朝在一些不具备设置郡县管理的边疆地区，设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诸如西域都护府，负责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隋唐两朝实行较为开明的治边政策，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各边疆民族地区。元朝在地方上设置行中书省行政区域，对南部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除设置宣慰司、安抚司等机构外，大量任用土著首领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即土官制度，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清朝政府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地方，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制，如西藏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历史学家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碎的平民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钱穆《理学与艺术》
材料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898年）
材料二：《义勇军进行曲》问世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歌声，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中国的地方，无论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中国人，都会有人唱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该《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摘编自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