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金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晋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本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国之大者”。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 578 年），刘康公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敕曰：“漕运通流，国之大计。”明洪武十年（1377 年）太祖曰：“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
——据《左传》《汉书》《唐会要》《明实录》
材料二：光绪二十七年（190 年），张之洞连上《通遵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认为：“盖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
——据《张之洞全集》
材料一：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
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摘编自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15—18世纪，是西方新的自我意识和人类自主观念兴起和发展的阶段。……当文艺复兴的个人精神进入神学领域时，马丁·路德以《旧约》严谨的道德力量为武器，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启蒙思想家在科学、理性和经验事实的武装下投身到与教会教条和中世纪黑暗的斗争中去。孟德斯鸠试图找到孕育政治自由的原则。伏尔泰宣扬个人自由，讽刺法国君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启蒙运动的遗产对欧洲和欧裔美洲社会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力。
——摘编自理查德·塔纳斯【美】著《西方思想史》
综合上述材料分析中西方思想对当时社会发展有何不同影响。
材料：中国人认为道德就是天理，是客观运行规律，国此后期很多朝代的中国人都不再去探究道德是什么，只是按烈祖翠的教训去遵守道德。只是到了近代中国落后接打了，丈人们总结经验教训，错误地总结出道德礼教是朝约中国发展的原国，才导致中国道德素养的大崩滑。西方人崇高逻辑推理，在道德研究上西方人多从个人的感受和道德评判标准上进行研究，个人感受上就引中出善悉论、情感论、车福论、功利论，道德评判标准又引申出知识论、伦理学、目的论、动机论、理性论、公平论、平等论等。
——摘编自辛一山《中西道德差别》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西方传统道德”这一主题，拟定一个具体观点，并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中外关联、论证充分、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