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臧克家
①“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②“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③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凌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零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
④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⑤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⑥“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⑦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⑧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⑨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⑩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⑪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⑫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⑬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⑭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⑮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⑯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⑰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⑱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⑲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⑳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
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
追念闻一多先生
冰心
①闻一多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诗人，他的诗从《红烛》到《死水》，差不多每首我都读过。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古诗和西洋诗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中西的诗的格律他都融会贯通，用起来流畅自如，得心应手。
②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评诗的内行话，作为一个诗的爱好者，联系到闻一多先生的一生，与其说是诗如其人，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一首诗——一首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诗，一首伟大的爱国诗篇！
③我和一多先生的晤面谈话，往多里说，也只有七八次。我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天，我们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演古典剧《琵琶记》，一多先生从纽约来波士顿过春假，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大家便请他替演员化装。剧后的第二天，一多先生又同几位同学来看我。那天人多话杂，也忘了都说些什么了。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的见面，是一九三0年的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的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一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烟茶待客“风俗”。
④我虽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熟人。吴文藻和他是清华同学，一多先生的同学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认识。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
⑤他在留美时期，怀念乡土，怀念着朋友和亲人，他提早回国来了，他发现在他“尺方的墙内”并没有和平，中国有的是“战壕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他没有方法禁止自己的心跳。抗战时期，他兴奋地随着他教学的清华大学，辗转到了昆明，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他的兴奋情绪又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下去。但是越到后来，更加冷酷的事实，使他更是站在进步的年轻人一边，使他觉悟到“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这个时期他没有写诗，但他说：“诗是负责的宣传。”他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他把自己的诗人的力量，投入人民力量的大海怒涛之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终于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⑥作为一个诗人，一多先生写的诗并不比别人多，但是他的死是一首最伟大的诗！早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那篇文章里，他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溅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⑦一多先生死去快三十三年了，今天我写这篇追1念我所敬佩的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回顾过去的三十三年，真是想后思前，感慨无尽！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而首先是个爱国者的闻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广大人民结合才能救国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选自《闻一多纪念文集》，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