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第五部分“我不能走”
①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
②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
③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④“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寿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⑤戈壁难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千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⑥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⑦我父亲诞生189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回顾“两弹”实验秘闻
罗 坪
1964年,张其彬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配到酒泉基地,作为技术员参与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那年他28岁。
张其彬到基地后,与基地所有的科技工作人员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认真仔细的实验前准备。两弹的发射日期,定在了1966年10月27日。
然而,在实验前一天清晨,戈壁滩天气陡变:大风呼啸,天昏地暗……如此恶劣的天气,实验还能否如期进行?下午三四点到实验场时,张其彬和大家都很担心。按规定,风速超过15米/秒,温度超过零下11摄氏度,就不能进行这个实验了。而当时最大风速达25米/秒,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但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所有的设备、人员按计划进场。
据张其彬回忆,由于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十几米外已视物不清。下午三四点,天空昏暗如夜,车队进场时,不得不集体编队打开大灯,一辆接一辆地紧跟着向目的地进发。车跟太紧怕造成追尾,稍一拉开距离,车就可能走丢。负责运载导弹和原子弹去两个地方进行测试的车队,竟然沿着电线杆走迷路,在走岔了50多公里才回归正途,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10月26日下午5时,仪器终于检测完毕,但是大风又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无法将导弹在风中顺利地竖到发射架上,只有组织人力拉绳子。开始时,16个人拉还不行,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28个人拽着、扶着、拉着,配合着吊车,慢慢把导弹吊起来,再慢慢放下去,总算艰难地完成了这道程序。
按计划,10月27日发射核导弹。为防止意外事件,当时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群众紧急转移疏散。26日21时,地面准备工作完成,按要求,基地所有人员全部撤出。而地下室负责发射控制的,只留下了包括张其彬在内的七个人。当时的两弹结合发射塔,距离他们七人所在的地下控制室大约100米、深度4米。
地下室面积总共十几平方米,一旦出现意外,谁也不能保证活命。于是,张其彬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勉励自己: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张其彬如今坦然承认,当时心里很清楚核武器实验的危险性。那时两弹结合的实验尚属秘密,不能明说,所以只能将其隐喻为“战斗”。此后,人们把当时留在现场的七人誉为“七勇士”,又称“敢死队”。
10月27日晨8时45分,距发射仅剩下15分钟。在这最后15分钟里,张其彬跟操作员们一起进行最后的调试。十几平方米的小控制室里,满满当当的设备仪器在工作中散发出的热量,使室内温度迅速升高。室外地面上零下十几摄氏度,地下室里却是零上40多摄氏度。紧张忙碌中,七勇士汗流浃背,一个个热得头昏脑涨。
张其彬称,不像现在电视上演的要喊点火,按按钮。当时他们就是按照程序,拧动钥匙。8时59分,参谋长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开始倒计时!上午9点按时发射。地下室里,七勇士各有分工,聚精会神地眼睛紧盯着仪器。一片静寂中,只听表在嘀嗒嘀嗒地响,心在怦怦怦地跳……五、四、三、二、一,——发射!
一阵火焰喷射,导弹携原子弹呼啸着腾空而去,转瞬间消失在浩瀚无垠的天幕。顾不上欢呼,也没有等到原子弹爆炸,七人中的徐虹、颜振清、刘启泉三人冲出了控制室。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时他们必须开始工作,基地上还有许多发射后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几分钟后,张其彬冲了上来喊道:爆炸了!当时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
(选自《人民周刊》,有删改)
【课文片段在线】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传记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