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 | 主张 |
儒家学派 | 《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 |
墨家学派 | 《墨子·贵义》:“万事莫贵于义“;《墨子·经上》“义,利也。义可以利人”。 |
法家学派 | 《韩非子·八经》:“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 |
曹魏 | 西晋 | 东晋 | 北魏 | 北齐 | 北周 | |
驾部 | 驾部郎 | 驾部尚书 | 驾部郎 | 驾部尚书 | 驾部郊中 | 驾部中大夫 |
太仆 | 太仆卿 | 太仆卿 | 或置或省 | 太仆卿 | 太仆帅 | 太仆卿 |
牧官 | 牧官都尉 | 牧官都尉 | 牧官都尉 | 驼牛都尉 | 驼牛令 | 驼牛令 |
北卷 |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直隶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十二省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 |
中卷 |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庐州、凤阳、安庆七省府、徐、滁、和三州 |
南卷 | 渐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直隶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六省府、广德一州 |
工农业总产值 | % | 农业产值 | % | 个体手工业产值 | % | 资本主义工矿产值 | % |
总值219.03 | 100 | 165.20 | 100 | 30.22 | 100 | 23.61 | 100 |
商品经济97.66 | 44.59 | 61.96 | 37.55 | 12.09 | 40 60 |
23.61 | 100 |
自然经济121.37 | 55.41 | 103.21 | 62.45 | 18.13 |
1936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单位:亿元)
工农业总产值 | % | 衣业产值 | % | 个体手工业产值 | % | 资本主义工矿产值 | % |
总值306.12 | 100 | 199.23 | 100 | 44.22 | 100 60 40 |
62.67 | 100 |
商品经济176.58 | 57.68 | 87.38 | 43.86 | 26.53 | 62.67 | 100 | |
自然经济129.54 | 42.32 | 111.85 | 56.14 | 17.69 |
导致表格中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材料一: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唐宋时期打破了秦汉一唐前期古典城市的空间布局的限制,出现了坊市合一的新型城市格局。唐中期城市延长了营业时间,到了北宋,营业时间不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北宋时草市更广泛,有的草市逐渐发展成为固定的市镇。唐宋时期.涌入城市的人多起来,他们或做生意,或当手工业工匠,城市人口大大多于过去都市人口。与唐长安城相比,南宋的临安城商品经济更加繁荣,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经济文化中心。
材料二:唐宋城市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城市由隋唐的坊市制转变为北宋的厢坊制,再变为南宋的隅坊制,政府以更加开放的管理模式来适应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城市人口结构在社会不同层面不断进行流动和重组,市民阶层逐步形成。唐宋城市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促使了市民文化的更新,文化趋向平民化、大众化、娱乐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叶玲《唐宋城市经济的变迁及其影响》
材料一: “华”和“夏”是两个字,在上古时期便已开始连用,合称“华夏”。周朝时,凡是遵周礼、守礼乐的诸侯,都称“诸夏”。由于这些与周王室亲近的诸侯国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当时的诸夏就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周边的地区,因文化上的异质性很强,不合于华夏礼俗,就被称为“夷狄”。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相衔接,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即王者是天下共主,承天命教化万民,而万民也包括夷狄。
材料二:近代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天朝大国”的割地赔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否应当像日本那样效仿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最先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东方民族”之说。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叉写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通过对中国民族多元性和混合性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粱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左鹏《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革命和改良皆有其必备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变革,但这一和平路径是有前提条件的。近代中国不存在这一条件,旧秩序的顽强抵抗,使得新秩序难以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产生。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并成为一波波前后相继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鼓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在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既有路径分歧的一面,又有互为促进和声援的另一面.革命与改良各有功用,共同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如果说革命是高昂的主旋律,改良则是和声,是副歌,两者的配合使历史前进的交响曲更加雄浑丰满。
一摘编自王建朗《再议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围绕材料(任意一点或整体),结合中围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共33处,包括北京大学红楼和遵义会议会址。
有学者阐述北京大学红楼的入选理由:
北京大学红楼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1918年至1923年间,这里汇集了一批中国先进的专家学者和知识青年,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就设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印制出版,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胡适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他们以北大红楼为平台,传播进步思想,为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而学习、思索、辩论、实践。这里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对我们今天重温五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价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遵义会议会址的入选理由,并简述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