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序 | 时间 | 预宴人数/人 | 年龄起点/岁 |
前奏 |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 汉4240/旗 2605 | 65 |
第一次 |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 旗680/汉340 | 65 |
第二次 | 乾隆五十年(1785年) | 合3000 | 60 |
第三次 | 嘉庆元年(1796年) | 合3056 | 官60/民70 |
材料一: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 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材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其对民主政治建设进行实践和探索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时期,探索出不同的民主政治实践形式,实现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工农政权”到“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再到联合政府的提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摘编自侯彬、彭生智《试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唐朝在建立之初,承袭隋朝制度,实行府兵制。唐玄宗后期,贵族、豪强地主之间的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使得折冲府(府兵的基层组织)户口大量流失,折冲府兵员严重不足。专门的禁卫军替代府兵承担宿卫京师的职责,府兵逐渐沦为权贵的仆役。与此同时,边境形势日益恶化,边将腐败日益严重,府兵纷纷逃亡,甚至不惜自残以逃避兵役。天宝八年(749
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即招募士兵永久驻扎边境军区,赐予其田地,甚至允许士兵携家前往边境。这些士兵主要来自流民及原来边防兵员。每个军区有固定的名额,边防健儿固定从属于相应的军区,承担所属军区征战、防御的职责。实行募兵制以后,唐朝军队总体数量减少,但是核心战斗部队趋于稳定,战斗力大幅度提高。随着募兵制的推行,相应的节度使制度也成熟起来。
——摘编自郭绍林《唐代军事制度述要》
材料:1918年10月底,随着一战临近尾声,奥匈帝国的民族地区纷纷宣布独立,帝国的主体奥匈也解除了共主联邦关系。1918年11月3日,帝国军队与协约国军队达成停火协议。1919年9月10日,美、英、法、日、意等战胜国同战败国奥地利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圣日耳曼条约》。条约规定奥匈帝国正式解散,奥地利承认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王国独立,并将克赖纳和卡林西亚两个省的部分领土及古斯滕兰、南提罗尔割让给意大利,将布科维纳归还治罗马尼亚。不仅如此,还规定奥地利废除普遍征兵制,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不得超过3万人;经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同意,禁止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由于奥地利国家弱小,它只有借助德国才能翻身,又因两国都受到协约国的制约,1938年德国和奥地利还是合并了。
——摘编自张卉妍《一战全史》
材料:陶行知的一生都和乡村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17年到1926年,陶行知在领导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乡村教育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乡村学校是当时中国乡村改造的中心。1927年,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将教育作为改造乡村社会重要工具。他在《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一文中指出,“办学和社会改造是一件事情……改造社会若不能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1 931年,陶行知创建山海工学团;次年,他提出工学团融做工、科学、政治于一体,将“普遍的军事训练,普遍的生产训练”列为“六大训练”的前两位。全面抗战爆发后,陶行知避居西南,在合川县郊(今属重庆市合川区)创办了育才学校。1946年1月,他还为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撰写了《社会大学颂》,表示“乡人不出村,能知万里远。个个考博士,行行出状元”。同年7月,陶行知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摘编自吴擎华《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