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交通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交通进步的轨迹。中国古代交通建设的进步，对于中国历史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人类文明史也有重要的意义。
秦朝主要交通示意图
——摘自《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历史地图册
唐朝主要道路示意图
——摘自《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历史地图册
材料二：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
——王子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材料一：中华民国初年，民营轮船航运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虞洽卿三北（镇北、姚北、慈北）轮埠公司的创设。虞洽砷创立和经营三北公司的历程见表：
| 时间 | 经营发展状况 |
| 1913年 | 在家乡镇海龙山镇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先后购置“镇北”“慈北”“姚北”号三轮，时人称为“小三北”。 |
| 1914年 | 把三北轮公司改名为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设总公司于上海，设分公司于龙山镇、镇海、宁波，拟定章程，向华商募集股本20万元，以扩大三北轮埠公司的规模。 |
| 1915年 | 变卖了早年在上海收购的大量房地产，决定独资经营三北轮埠公司。 |
| 1916年 | 购买荷属巴达维亚一家轮船公司的2000余吨级的“彭立珊”号轮船，改名“升孚”，开辟上海至宁波航线。又在上海设立了鸿升码头堆栈公司，同时经营码头和堆栈业务。 |
| 1917年 | 设宁兴轮船公司，置3439吨的大轮“宁兴”号行驶于沿海。 |
| 1918年 | 兼并了依托于英商的鸿安公司的“长安”“德兴”二轮及其设在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等处的码头、趸船、仓库、栈房等，于次年取消了英商注册，而由北洋政府交通部注册为华商鸿安商轮公司。随后又添置了“武林”“之江”“华盛”等轮。 |
| 1921年 | 三北轮埠公司、宁兴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已拥有自有轮船18只，约2万余总吨。 |
| 1922年 | 收购肇成机器厂，改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至此，虞洽卿拥有了包括三个轮船公司在内，并配有自己的码头堆栈和修理厂的完备的轮运企业集团——三北航业集团，为当时民营轮运业之冠。 |
——摘编自苏生文著《中国早期的交通近代化研究（1840—1927）》
材料二近代轮船航运在中国的出现，作为一种明显高于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的体现，作为一种大量机制产品进入中国内地的载体和外部世界信息进入的媒介，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古老中国的强大震撼和冲击，这种影响和作用，绝非仅仅停留在商业的变化、城市的兴衰更替和交通运输功能改善本身，而是会波及和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中华大地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朱荫贵《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
材料一：宋代都市中，“瓦舍”之类的娱乐场所相当盛行，其中表演的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杂乐百戏，有踏球、蹴球、踏索……百戏之类”，体育表演已相当盛行。由于出现大量体育专业表演人员，因此体育性组织——“社”就应运而生。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等。元日走城、元宵走夜、清明踏青、重阳登高等，都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摘编自宋旭《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材料二：欧洲市民体育形成于11－13世纪左右，伴随城市重建和市民保卫城市自治的运动而产生。为了保卫城市自治，市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体育社会团体组织——“协会”，如“射手协会”、“击剑协会”、“骑射协会”等；市民基于职业不同组成的行会，也定期组织与本职业相关的身体练习和比赛。欧洲市民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保卫城市的军事训练、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学徒格斗和底层市民的节日狂欢等。
——摘编自张爱红等《中古时期中国和欧洲市民体育的比较研究》
材料：纵观中华文明成长历程，不难看出，中华文明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先后融摄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中华文明秉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理念，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兼收并蓄的宽容心态，善待外来文化，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汲取一切有益养分，在求同存异中尊重差异性、讲求和谐共生，使中华文明始终历久弥新，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摘编李国强《中华文明生命力传播力及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围绕中华文明的成长历程，自拟一个论题，并运用中国史的具体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