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 | 出处 | 存疑 |
公元100年,一个罗马使团途经安息(今伊朗)、于圍、敦煌等地,到达洛阳。 | 古罗马《地理学导论》 | 可能是马其顿富商梅斯组织人员假托使节 |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兜勒(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推勒城)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 《后汉书·和帝纪》 | |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今越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 《后汉书·西域传》 | 未见于罗马史籍,可能是罗马商人假托使节之名 |
通过上述史料,能够认定的历史事实是 ( )
材料一 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唯一来源。
——摘编自葛剑雄《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
材料二 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
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从汉唐到宋元,从明代到清中叶,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使我国成为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引领者。历代政府通过设置官职、制定规则、出台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制度支持;稳定边疆、建立驿站,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离不开政府引导和参与主体的有机结合、相互协调,只有使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激发出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汉唐宋元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先后与沿线上百个国家或民族和睦相处。古罗马、波斯、大食等国“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丝绸之路赢得了大发展、大繁荣。历史表明,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是推动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也是丝绸之路的本质属性。开放包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多种文明汇聚而成的价值底蕴,是古代丝绸之路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也是丝绸之路魅力永恒的精髓所在。
——摘编自《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材料一 丝绸之路似一条传输纽带,将汉唐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至西方;同时,将沿途的物产、文化、习俗和宗教带入了都城长安,影响着汉唐民族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西方国家的动植物、幻术、乐器等随着商人或各国使者积聚长安,在丝绸之路运行的两千多年间,各朝君主一直不停地寻觅波斯马,西域王国也经常奉送波斯马给中国。汉朝派遣军队在西域发展农业,将坎儿井技术和井渠技术带入西域,并发展到更远的国家,中国的印刷品技术沿着丝路传入西域地区为西方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中西文化的交流增进了汉唐文化的繁荣。
——摘编自杜玉粉《汉唐宏观历史视阈下的丝绸之路解析》
材料二 公元第一个一千年里,中华文化创立了华夏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统一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在整个东亚与部分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公元第二个一千年里,中华文化转动世界,不仅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且准备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资源。在第三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世界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
——摘编自周宁《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