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东亚国家之所以向中国朝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中国发生关系，是因为各民族的国家形成比中国迟，所以有必要向中国学习其国家机构的建制及其运作。在这个时代，东亚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是以此为中心展开，并因此获得各种文化的。中国的国家机构建制及其运作，规定于律令之中。因此，对于各国而言，重要的是学习此律令，引入律令所规定的各项制度。
——摘自堀敏一(日)《隋唐帝国与东亚》
材料二
600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与有关国家和人民加强交流的诚意。
——摘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5月)
材料三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材料一
工业革命期间蒸汽动力制造产业的出现，将对外贸易导向一个新视野。随着曼彻斯特及其他地方工厂出现的整体性纺织品生产过剩现象，其任务变成积极地寻找这些大量制造商品的新消费者，而将焦点摆在他们想象中庞大的“中国市场”。这个新的贸易目标在亚当·斯密所著之《国富论》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念，找到其最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正当性。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让欧洲列强有余力从事海外扩张，而炼钢及其他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技术促成了军事的现代化。由于《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影响，导致清朝在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的情况下，进入了西方扩张及激烈国际竞争的新时代。
——整理自《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材料二
拿破仑通过对外战争方式向欧洲各地输出革命，废除了统治西欧长达800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使成打的封建王冠落地，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他提出国家基本主权与义务的概念，强调国家主权包括领土主权、民族自决权、对境内外国公民的管辖权等，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这为维也纳会议以国际公法方式确定划分国界的原则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吴木生《1815年维也纳会议新论》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发起了去西方化的运动，目的是根除旧殖民帝国的影响并消灭它们的权力象征。尽管如此，后殖民时代的民族认同并非总能强大到能根除殖民地的影响或取缔欧洲人的习俗。圣雄甘地呼吁印度人恢复当地习俗，拒绝所有从西方进口的东西，找到印度人的灵魂。尼赫鲁则倾向于工业化和世俗化，跟上现代化的趋势，在印度实现西方世界那样的繁荣和进步。
——摘编自胡里奥·麦克伦南《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材料一
材料二
1688年1月3日，在吕宋岛的马尼拉，河北岸的信奉基督教的华人居住区，晨钟都相继敲响。来自中国沿海港口的平底帆船，现在已经开始抵达这里。
在1688年的世界上，正是这些帆船构成了把各地区联系起来的纽带。西班牙的大型帆船(galleo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经济上看，马尼拉是17世纪下述两大重要经济活动的交汇点：一个是西属美洲银矿出产的白银大量流入，另一个是华人们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的商业企业。无论是哪一年，都会有一两艘西班牙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穿越太平洋，把“新世界”出产的白银运到马尼拉，以购买中国丝绸、中国和印度的棉织品，以及“新世界”需求量甚大的其他精美消费品。于是，“马尼拉大帆船”的故事，浮出了水面。
——摘编自小约翰·威尔斯《1688年的全球史》
材料三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具有法人和政治地位的团体，在任何时候都是以伦敦公司和印度总督的名义在印度群岛进行贸易。他们及其后继者在法律上都有权拥有、购买、接收和保留土地、租金、特权、自由、管辖权、特许经营权以及任何种类的财产继承权。东印度公司及其后继者有权在15年的任期内，享有完全独占东印度贸易的自由和特权，可以自由在东印度的所有岛屿、港口、城市、城镇进行贸易。(东印度公司)总督及其临时代理人有权制定合理的法律。
——摘译自《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1600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