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至情与民族大义
汤序波
汤炳正曾说，自己不仅“在小学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给我以巨大的影响”。1937年7月，他从苏州返荣成探亲，不虞被困故乡达六年之久。一次，前线葬埋抗日阵亡将士于文登县的柘阳山，他送挽联：“今朝雄志吞桑岛，终古英魂壮柘阳。”把宣传抗战救国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汤炳正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始于抗战后期。此时由于中华民族的危机，促使他在思想情感上与爱国诗人屈原产生了强烈共鸣。这里面当然也有乃师太炎先生的“爱国至情与民族大义”的潜在作用。但汤炳正并没有想到，他当时开始的这项研究工作，日后竟会使自己成为这门学科的领衔人物。
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在楚故都江陵成立，汤炳正当选为第一届会长。关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李诚概括为：“如理史迁《屈原列传》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谜、辟‘《离骚》乃刘安所作’之妄，论《楚辞》一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倡‘神话演化常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之论，在国内外学术界皆有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个别著名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先生知道后，一方面鼓励黄中模将日本学者原著译出，并撰文讨论，一方面着手筹办“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以推动屈原研究的健康发展。
汤炳正奔走呼吁，克服重重困难，于1984年5月在四川师范学院召开屈原问题讨论会。他向与会者拟出：“(一)对日本人的意见，应当纳入中日文化交流的范畴之内，而决不是声讨或挞伐。(二)措词命意，都应当以学术探讨的姿态出现，摆事实，讲道理，而决不是什么批判。”“对当时国内外所吹起的那股意图把屈原从中国历史上抹掉的不正之风，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与评议。”通过辩论，维护了屈原的存在与其著作权及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
由于汤炳正及有关学者的努力，这次讨论会收到了预期效果。有学者说：“这次大会的论文质量、讨论情况、社会影响都远远超过其他全国性屈原讨论会。”《光明日报》等三十家报刊“发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讨论与报道了屈原问题论争，遂成为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注目的重要问题之一”。汤炳正也因此赢得日本汉学界同人的尊重。在这件事上，他体现出章门那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气概。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节选自2017年9月2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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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炳正生前不喜参加社会活动，专意于学术研究，知名度逊于他的几位师兄，实则在学术研究上有不少开拓性贡献，也是“章太炎晚年在传人黄侃先逝后最属意的弟子”。
（戴明贤语）
②正如太炎晚年一样，汤炳正晚年在学术研究之余，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不遗余力的奖掖后学上。他生命的最后近二十年，留下了大量为年轻学者的著作撰写的序言以及同他们的通信论学。
(李浴洋《汤炳正：“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
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钟观光
钟观光，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成员，我国近代化学和植物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钟观光早年入私塾读书，勤勉刻苦，想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念书不容易，更加珍惜光阴，自缚其足与桌腿，以抑制好动的天性。他的寒窗苦读，打下了扎实的为学功底。17岁时已精通诗、词、文、赋，其师欣然说："此子好学有恒，气度逾常人，前途未可限量。"光绪十三年，钟观光考中了秀才，人们谑称他为"缚足秀才"。对此，钟观光并不满足，在求学路上继续奋进。
钟观光目睹清朝腐败，外患迭乘，民不聊生，感慨地说："不能与民偕乐，何能乐也!"甲午风云后，有识之士痛感世变日亟，非变革不足以自强，钟观光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认识到恃旧学不足以御侮，而"科学为强国之根基"，他虽然无力深造，却矢志自学理化等自然科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读完了由江南制造所翻译的化学、物理等书籍，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学基础知识。他又专程赴沪学习日语，如饥似渴，不到数月，就能通阅日文，由是知识日增，眼界大开。
钟观光原本主要研究理化，在杭州疗养时，散步于西子湖畔，青山绿水，草木葱茏，诱发了他对植物学的浓厚兴趣。他在病床上坚持自学了李善兰翻译的植物学方面的著作，病情好转后又采集标本，认真制作，很快就掌握了近代植物学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从此，他"拈花惹草"，与植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5年，长沙高等师范学校派教务长专程礼聘钟观光为博物教授，钟遂讲学于岳麓三年，深受学生爱戴和崇敬。其间他曾返回故乡，筹建了一所"师藏楼"，并铺路修桥。1956年由他的儿子钟补求将"师藏楼"中所藏十几柜蜡叶标本、手稿和书籍全部无偿地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蔡元培就职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钟观光因偶来北京，被聘为生物系教授，不任课程，筹建标本馆。这给了钟观光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良机，他感到非常兴奋，虽已年近半百，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出誓言："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君之托也，不负众望。"
钟观光三次大规模的采集旅行历时四年之久，北起幽燕，南至滇粵，足迹遍及11个省区。他采集并制成蜡叶标本1.6万多种，共15万号，海产、动物标本共500余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标本300余种。1924年，北京大学以他所采标本为基础成立了生物系，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标本室。我国著名蕨类植物学者秦仁昌先生评论说："北大标本之真正价值，不在于新种之多寡，而在所经地域广大，各类包罗宏富，实为研究生态分布最完善之材料。"
1931年，钟观光应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邀请任研究教授，并参加中国科学名词审订委员会，进行植物科属名称的订正工作。从此，年逾花甲的钟观光主要投身于我国古籍中植物名实的考订研究。钟观光的研究兼及药物学，为了将异物同名、真假之品辨明，年近七旬的老人又风尘仆仆专程赴祁州进行生药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北平，科学研究已无法进行。钟观光先是去门头沟避难，后又被迫携带文献资料以及部分标本南撤。在战乱中，他的许多重要书籍、著作、手稿、日记损失严重，在北平留下的好几大箱书籍、资料后来又被国民党军队当作废物垫在碉堡里，使他的多年心血凝成的结晶毁于一旦，令人痛心疾首。钟观光回到故乡后，继续孜孜不倦地对古籍记载的植物进行考证、疏释和续写《本草疏证》。但苦于资料缺乏，研究工作难有很大进展，许多疑义之处只能"臆为论断"。他不得不叹惜："非俟难平之后，不能为力也。"然而日本侵略者妄图尽快亡我中华，形势愈趋紧张，南京、杭州失守，宁波岌岌可危。钟观光心伤国难，万分痛苦。1940年7月，日寇首次在镇海登陆，同年9月30日，这位热爱祖国、自强不息的著名科学家，在忧伤中去世，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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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观光是早期的一位致力于普及科学教育者，他认为"推动革命，非由国民教育入手不为功"，因而回乡后即创办了芦渎公学。他借款筹建校舍，又邀请名人做通俗演讲，倡导劝学、放足运动，使当地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此，1938年钟观光七十岁生日时，镇海县长张感尘送"乐育英才"木匾以褒奖他对地方教育事业的贡献。
(摘自陈梅龙《著名教育家钟观光先生传略》)
钟观光先生曾花费很多精力从事古书中植物学名的考证工作。他反复阅读《毛诗》《尔雅》《离骚》等古代名著并详为笺注，对146个科的高等植物和低等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把《诗经》《易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植物名实图考》等古籍中的植物，按国外植物学原著，进行分种、分属检索，还对文献引证、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等逐一地考证、修改、补充和注释，整理分辑成册，写出约150多万字的毛笔手稿。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李丽云)
87版《红楼梦》作曲者王立平：一朝入梦，终身不醒
30年过去了，76岁的王立平一度以为，关于87版《红楼梦》的话他已经说完了。但6月17日晚的87版《红楼梦》开播三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包揽剧中所有配乐创作的他，仍是主角。
从事音乐教育的父亲，在王立平心里种下了音乐梦。这个“很小就立志要做音乐家”的孩子天赋惊人——1954年11月，年仅13岁的王立平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在这个盛产音乐家的摇篮里，王立平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基础。1982年，王立平已是创作出《太阳岛上》《驼铃》《牧羊曲》《大海呀故乡》等名作的作曲家，但他感觉自己的创作巅峰还没有来到。
王立平坦言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红迷”，他说：“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波折、挫折甚至磨难之后，我又有机会读《红楼梦》，才真正读进去了一朝入梦，终身不醒。”
冥冥中，这位堪称是“红迷”中最有音乐天赋的音乐人，迎来了专属他的缘分。牵线人是导演王扶林的夫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音乐编辑王芝芙，她邀请王立平去看看王扶林正在筹备拍摄的87版《红楼梦》。在王立平的眼里，这完全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奇遇。随后在约定的那个下午，并没有任何发言提纲和讲稿的王立平，在一屋子电视台领导、导演、编剧和红学家面前，即兴组织语言讲述了自己对《红楼梦》的音乐创作思考。这些想法其实早已在他心中千转百回，整整一个下午他的演讲都酣畅淋漓。
几天后，王立平就接到电话——“大家讨论决定请你来为《红楼梦》电视剧作曲。”
惊喜交加的王立平当时只向王扶林提了一个要求：不与别人合作。但真正落笔之时，他才感到作曲要“无中生有”的焦虑，他坦言：“我感到这是自己最胆大妄为的一次。”他开始羡慕编剧，甚至美工、道具，因为这些书里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谁穿什么衣服，什么花纹。可曹雪芹写书时到底会想要什么样的音乐？王立平搜索枯肠也不得要领。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一个音符也没有。王扶林建议先把主题曲写出来。选择书中诗词作为剧中歌词是共识，但到底选择哪一首做主题曲却是费尽踌躇。有人建议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还有人建议用《好了歌》。但王立平都觉得不妥，“前者太虚，后者又太出世。”他静下心来又读书，最终建议用《枉凝眉》——既勾勒了宝黛爱情的主线，又预示了悲剧的结局，而且这首词一唱三叹，字宇有情，可入乐又可唱。这得到了导演和红学家、编剧的一致认同。
只是王立平没有想到，待他真正把曲谱出来，已是一年以后了。“在如今这个时代根本无法想象。时间就是金钱，导演说给你三天时间写出来，不行五天？一周没写出来，就怀疑你行不行，一个月没写出来你就走人。”王立平感叹，他当时最怕接王扶林的电话，“那是我脸皮最厚的时候，非常羞愧，但没写出来我也不会凑合。”
在王立平心中，《葬花吟》是另一首主题曲，这首52句的长诗，是他“最难最不顺”的一首，一曲《葬花吟》，王立平足足写了一年九个月。他后来回忆说：“我想不通，黛玉为什么能得到作者的情有独钟？每天读，终于想通是因为她最聪慧、最明白，所以她的痛苦最深。”
有人问王立平，《红楼梦》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他诚恳地说道：“我不能设想我这辈子没有《红楼梦》。”在王立平心里，《红楼梦》还可以重拍一千次，还可以流传至少一千年，只要中国人在，《红楼梦》就会在。他和剧组主创人员一样，倾尽所有，只是为了筑起一道高墙，让后人知道，超越并不容易。
（摘编自《广州日报》）
熊十力：乱世为儒
朵 渔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此后游学乡间，读王船山、顾亭林之书，忽有革命之志，遂投奔武昌新军。1917到1918年间，参与孙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
1920年熊十力拜在南京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学习极为用功，也是最穷的一个，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熊十力受聘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但自一开始，熊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好在蔡元培向来提倡兼容并包，亦就相安下去。然而，熊十力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而不能得英才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提出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
熊十力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詈骂，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一次，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了，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辗转返回黄冈，后来进入四川，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但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仍勉力著述讲学。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6年春，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熊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蒋又赠资百万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但熊并不领情。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自己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
熊十力对学术上的“逐臭”之徒极其反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对那些“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的浮华名士也尤为厌恶，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1947年春北大复校，熊闻讯便重返北大。他原以为可以重拾当年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的治学生涯，然而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8年2月，浙江大学请熊十力前去讲学，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武汉，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50年代初，熊十力留在大陆，生活是安定的，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内心是孤独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在暮年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1956年他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节）
（相关链接）
圣贤讲仁，讲性命无道，讲良知，都不是一假定，而是一真实生命的呈现……熊先生是一个真人。他真之所以为真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不用说得太玄远，太严肃，而只从他日常生活上说。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 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 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 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 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 年3 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 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 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 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 期第1 至第5 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 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悲愤画家”廖冰兄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一生作品达上万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宽广的人文胸怀，被称作“浓缩的百年中国史”。其中，尤以“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的“悲愤漫画”最为出名。“悲愤漫画”成为廖冰兄代千万人发声的最好工具。
廖冰兄1915年10月出生于广州，读中学时即开始作漫画，20世纪30年代初期，17岁的廖冰兄开始发表漫画。此时发表在上海《时代漫画》等刊物上的作品，虽然以趣味为主，但其中有些作品却是以幽默含蓄的笔调来批判人世的冷酷、虚伪和不公平，甚至试图穷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根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廖冰兄画了一批宣传抗日的漫画，然后带到广州、武汉展出。1938年秋，廖冰兄又创作了《抗战必胜连环画》。这套连环画200多张作品立意新颖，题材广阔，刻画入木三分。这些作品“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犹如激励军民的号角，响彻云天；更如射向敌人的炮弹，威力强大。它们和千千万万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融为一体，并肩作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国内战。惨遭八年战乱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光明与黑暗的抉择。此时，廖冰兄用了半年时间，画了一百多幅漫画，以总题为《猫国春秋》，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展出，这组画抒发了人民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暴虐与腐败的积愤，以人形的猫鼠来隐喻反动派中的各种分子既狼狈为奸，又互相争夺的丑态，喷发着对蒋家王朝暴虐和腐败的积愤。其中《染血求知》为代表作，当时贪官污吏层层剥削经费，使在校学生的伙食质量急剧下降，即便如此，学生们仍然在蚊虫肆虐、夜无明灯的环境下读书学习。这是一幅20世纪40年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寒士图”。作品展出时人海如潮，不少学生、农民、工人竞相携带铺盖，披星戴月徒步赶到展区，露宿街头，通宵达旦排队购买入场券。作品对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如此广泛的画展是前所未见的。
1947年，内战已经打响。廖冰兄移居香港。到香港后，廖冰兄加入了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的“人间画会”。在廖冰兄的倡议下，“人间画会”举办了“风雨中华”大型漫画联展，反映了中国“遍地哀鸿，弥天战火；金风钞雨，动荡中华”的现状。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观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政治漫画展。
建国初期，为配合形势，廖冰兄作了不少时政漫画，其中《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者诸公》为代表作。这组画对“花朵必须向上，太阳只需初升，画人定要笑盈盈，作画清规三订”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1957年，廖冰兄也因此画被打成右派，自此停笔长达22年。
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之后，廖冰兄的被“活埋了二十年”的漫画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在廖冰兄晚年的作品中，以对十年浩劫进行深刻反思的组画《噩梦录》(1979年)和《残梦纪奇篇》（1994年）的影响最大，令人警省。其中《蝇的株连》记录了“极左”路线制造的历次政治运动——“用重磅的炮弹对付一只小小的苍蝇”，而炸弹之下是无数无辜的良民。画面令人触目惊心。《自嘲》描绘了自己长期封闭在瓮中，身心扭曲，痛苦不堪；在瓮破之后，仍然不敢动弹的状态。表面上，这幅画描绘“文革”留下的精神创伤，反映的是个体的悲剧，实质上概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代人的悲剧。作品于夸张之中满含辛酸，于感慨之中多有庆幸，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不可磨灭的符号。
“漫画不是玩笑，不是点缀，漫画是一种责任。”这正是廖冰兄倾尽一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相关链接】①廖冰兄（1915～2006），我国著名漫画家，其漫画尖锐活泼，针砭时弊，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义。融中国画、西洋画、儿童画、版画、水彩、水粉画于一身，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2003年9月，荣获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出版有《冰兄漫画》（1932年至1982年作品选）。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9月22日去世，享年91岁。②中外古今的漫画大师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廖冰兄自语）③廖冰兄有火一样的性格。他生性刚烈，从来不怕得罪人，历经多个时代而尖刻批判的“硬汉”精神不改。画如其人。他的画中有蔑视王法僧规、锄强扶弱的鲁智深；有憨直、纯真、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旋风李逵……（著名漫画家方唐评廖冰兄）
阎肃：一位受欢迎的艺术家
余秋雨
世上有些朋友，彼此交往既不长也不深，但一见就高兴，说个没完没了。我与阎肃先生，就是这样的朋友。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曾与阎肃先生一起担任评委很多届，从旁观察，反复思考，发现他被当代电视观众喜爱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他身上完全没有让人厌烦的架子。他从来不曾在公开讲评和私下聊天中，夹带一丝一毫有关自己的职位以及以前作品的信息，哪怕是暗示也没有。于是，他在观众和朋友面前，不再是官员，不再是老艺术家，不再是学者，甚至，也不再有军队背景，而只是一个单纯、轻松的普通人。于是，他成了一个似乎没有显赫履历、官位、成就的和蔼老人，这等于拆除了他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层层围墙、道道阻隔。观众面对他，并不需要穿越什么障碍，直接碰撞他诚恳的言辞和话语，倾听他毫无矜持地畅怀大笑。相比之下，那些喜欢抖搂“身份”的人可能一时让观众敬畏，却很难让观众融入，观众也就很快把他们冷落了，冷落在他们的那些“身份”中。
阎肃先生对“身份”的自我卸除，不是出于一种谋略，而是出于本心。我了解他，他在内心也对种种外在的地位毫不在乎，别人问起来，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匆忙绕过，绝不留连。
阎肃先生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真懂艺术。他的强项，是编剧、作词和音乐。他对剧本的要求，是干净而有力；他对唱词的要求，是流畅而典雅；他对音乐的要求，是浓烈而悠扬。正是出于这种等级，他即使应邀创作一首配合“打假行动”的歌词，也能写成“借我一双慧眼吧”这样高品位的流行歌曲而广泛流传。在艺术上，等级和品位是生命所在，这比题材重要。只要等级和品位高超，哪怕是处置一个平凡的社会题材，也能闪现出审美光亮。在我的观察中，阎肃先生对于一首歌词、一段音乐的点头、摇头，总是基本符合普遍而公平的艺术标尺。他可能说得比较客气，比较简单，但他对艺术的取舍、扬抑一清二楚。因此，请他来评审各种作品，就会显得很“内行”，社会各界都服气。
艺术良知使阁肃坚守住了审美本位。所以，广大观众都看到了，不管他出现在什么电视节目中，总是温和如春，切实可行，毫无作秀嫌疑。邀请他，不会有什么让人尴尬的风险。
阎肃先生受欢迎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天真烂漫，好学不倦。他永远处于一种李白抬头看瀑布的惊喜状态。他不执着专业门户，不摆弄专家派头。他有很好的传统文化根基，但他从来没有在镜头前背诵名篇、甩弄典故，每次出来都是一副兴致勃勃、其乐融融的学习劲头。他像一个忘了年龄的“粉丝”，面对着各种新出现的艺术现象，天真而欣喜的表情是那么真诚。在讲评时，他没有教训口吻，更没有训斥语气，即使批评，也善良温和，让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乐于接受这种镜头态度，与他在生活中充满好奇的学习精神有关。在中央电视台的多次合作中，他非常注意我的讲述，只要我提到一个他所不清楚的历史细节，或者他不明白的国外文化生态，等到休息时总会不断询问，认真的态度就像一个学生。但从他的问题就知道，他其实对那些课题的背景并不陌生。我有时也会突然一愣，心想自己年轻时，他不曾经是我的崇拜偶像么！偶像为什么永远高大？因为他心胸开阔，不断充溢。
阎肃先生的谦虚好学，使他每时每刻都对世界、对他人保持着一种新奇感。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他几乎喜欢一切给他带来任何审美愉悦和思维愉悦的人，因此他自己也让人喜欢了，没有人不喜欢他。
说到这里，我想对阎肃先生做一个印象性的归纳。首先，他是一个稳稳地站在中国土地上的当代君子；其次，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天真艺术家；第三，他是一个直到晚年还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奇迹般老人。有此三点，此生足矣。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诗文大家余光中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以同源吗？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尺三寸，体重不足50公斤，散文家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戏称他为“小巨人”。女儿姗姗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
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他说，“为了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相关链接】①余光中，台湾诗人，籍贯福建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母为江苏人，故也自称“江南人”）。重九日生于南京，先后在秣陵路小学（原崔八巷小学）南京市第五中学（原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1947年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及台大教授。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教授，1975年兼任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2017年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离世，享年90岁。②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有《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杜甫在夔州
杜甫在夔州最初居住的“客堂”，是在山坡上架木盖起的简陋的房屋；这类的房屋散布在山腰，好像鸟巢一般。他到这里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按照夔州人民的习惯，用竹筒把水从山泉引到他居住的地方。又因为乌鸡能医治风痹，他养了许多鸡，并且催促他的长子宗文在墙东树立鸡栅……对于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他下了一番布置的功夫。
夔州是三峡里的山城，这里的山川既雄壮又险恶，杜甫一到这里，便开始爱用惊险的文字描画它们。他一再歌咏的是白帝城，他感到这座城是“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另一方面，给杜甫的印象最深的，是夔州人民的生活。他看见夔州的许多女子因为男丁缺乏，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结婚，她们每天到山上砍柴背到市上出卖，供养一家，有时还冒着危险贩卖一些私盐回来。人们不深究原因，只说她们面貌丑陋，所以找不到丈夫；杜甫却反过来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他看见峡中的男子，少数富有的驾着大船经商，大多数贫穷的终生充当劳苦的船夫，人们说，这里的人都器量狭窄，只图眼前的利益，杜甫也反过来问：“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峡中的人民大部分过着穷苦可怜的生活，而夔州却是阔绰的估客胡商必经之地，这两种生活的对照杜甫也写得很清楚。
除了歌咏山川和人民生活外，杜甫在这时有了充裕的时间，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在偏僻的山城与外边广大的世界隔绝，朋友稀少，生活平静，因此过去的一切经历在他面前活动起来。他写了不少长篇的诗叙述他过去的生活。他写《壮游》诗，从七岁学诗起经过吴越齐赵的漫游、长安时代、安史之乱，一直到滞留巴蜀，是一篇完整的自传。他还写了八首长诗，怀念八个人物，集在一起，叫作《八哀诗》，但它们只有历史的价值，艺术方面并不算是成功的作品。
杜甫在这时因为与外面的世界脱离，作诗的态度有时改变了。他在成都草堂时说他写诗的态度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前两句说他长安时代以来对于诗的努力，极力避免庸俗，生活越艰难，作诗也越刻苦；后两句则说明在草堂的生活较为清闲，对着美丽的自然界可以信口成章了。无论是刻苦努力，或是信口成章，由于他有充实的生活体验，都能写出像他天宝末年以后那样富有创造性的诗歌。但是到了夔州，他又把一部分的精力用到雕琢字句、推敲音律上边去了。他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里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又在《解闷十二首》里说“颇学阴（阴铿）何（何逊）苦用心”。并且在指导儿子宗武学诗时，也教他熟读《文选》，以便从中采撷辞藻：这好像又把诗歌扯回到“研揣声病、寻章摘句”的时代里去。但杜甫夔州时代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这样写成的，他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代表作品最明显的是《秋兴八首》、《诸将五首》。这些诗不是没有接触到实际的问题，不是没有说到国家的灾难与人民的贫困，不是没有写出时代的变迁和自己热烈的想望，只是这些宝贵的内容被铿锵的音节与华丽的词藻给蒙盖住了，使后来杜诗的读者不知有多少人只受到音节与词藻的迷惑与陶醉，翻来覆去地诵读，而不去追问：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因此在解释上也发生分歧。与此相反，反倒是在《写怀》里毫不费力地写出来的“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读起来觉得亲切动人；而像《宿江边阁》里“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样的诗句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品格。
杜甫在夔州，身体时好时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都不断地缠绕着他，最后牙齿落了一半，耳也聋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的老人。他在这情形下，两年内写了四百三十余篇诗，占有他全集诗中的七分之二，而且其中有不少的长篇，这是一个丰富的创作时期。由于生活的限制，在内容和思想上比起过去的作品都略有逊色，但其中也不缺《登高》这样的杰作。
（节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