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近,美国前外科医生总长Dr. Vivek H. Murthy撰文《工作与孤独的流行》强调:孤独如此流行,已经成为日益增长的公共健康的威胁,他还指出工作对此负有一定责任。
当今这个年代,从技术上来讲,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史无前例地便捷,不仅车疾马快,还有电话,视频、电邮、各种社交软件等。几乎在瞬间,你就可以联系到另一个人。
然而,从情感上来讲,人们却前所未有地孤独。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孤独的人数已经翻了一番,研究表明,美国如今有超过40%的成年人感到孤独,实际人数可能会更高,此外,过去几十年来,认为自己拥有亲密知已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而在工作场所,许多员工,还有一半的首席执行官,都有孤单感。
孤独会导致压力,长期或慢性压力会导致一种关键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升高。压力也与体内较高的炎症状态有美,这又会损害血管和其他组织,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病、抑郁症、肥胖和过早死亡的风险。慢性压力还可以劫持你的大脑的前额皮层,大脑的这个区域控制着人的决策、计划、调节情绪、分析和抽象思维的能力。
(节选自“同语轩”2018年2月10日)
材料二: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65岁以上的人群中,约有四分之一承受着孤独的痛苦,这可能会增加罹患许多疾病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早亡,而这些人当中近三分之二的人体重超标。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增加超重可能性的相似基因区域也导致社交孤立。
这是首次有研究发现孤独与肥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科学家建议,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减肥来应对孤独感的盛行。剑桥大学资深科学家约翰·佩里说:“这项研究使我们能够利用遗传学来确定孤独和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说:“我们常常认为孤独纯粹是由我们周围的环境和生活经历造成的,但这项研究表明,基因也起着作用。基因和环境总有复杂的交错,但研究的确表明,在人口层面,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肥胖问题,我们也能减少孤独。”
报道称,该团队分析了英国生物医学库487647名参与者的基因变异情况,个人感知的孤独,与其他人互动的频率以及这些互动的质量等问题提供了问卷回复。然后,他们研究了单个个体的基因构成,以确定他们是否具有孤独易感性。那些认为自己孤独的人在15个遗传位置上的DNA有着“不同的表达”。
(节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7月5日)
材料三: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全球范围内分散的家庭数量越来越多;个人文化的地位越来越高于集体文化……孤独似乎是当代生活的默认特征,尤其体现在富裕和城市发展良好的国家中。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报道称:“分析以往研究发现,生活在孤独环境中的人与保持社交关系的人相比,其早死概率提升50%。”该网站提到了两份综合分析报告,这两份报告旨在评估社会关系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中,约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
涵盖148项研究、涉及逾30万参与者的第一份分析指出,丰富的社会关系可使早死概率下降50%。第二份分析涵盖70项研究,涉及来自美国、欧洲、亚洲的近340万人。该分析指出,隔绝、孤独和独居在早死方面产生的影响相当于肥胖。
美国犹他州杨伯翰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尔特-伦斯塔德说,尽管这种“流行病”并不仅限于富裕国家,但由于富裕国家“寿命更长,结婚率降低,每个家庭中子女的数量更少,离婚的人更多且独居的人也更多”,因此这种现象在这类国家中更为突出。
在美国,约有4260万年龄在45岁以上的成年人患有慢性孤独症。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生活中无人陪伴,超过一半的人没有结婚。此外,婚姻和子女数量均呈现下降趁势。
(节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27日)
材料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突发性。突发性指事件的时间、地点、方式、程度等情况,都难以准确把握;对事件起因、规模、事态变化等,也不能事先确定。二是复杂性,主要指造成原因复杂。有自然因素造成的,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有人为因素造成的,如战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三是传播的广泛性,某些传染病可能毫无国界地广泛传播。
(摘编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构成要素和主要特征探讨》)
材料二
作为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当时的中国在疫情防治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对疫情隐瞒不报。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比较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制度、应急设施。对于非典一类的新发传染病,彼时并无任何应急预案作为指导依据。而且,许多医院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交叉感染严重。这些都使得疫情难以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
SARS之后,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决心和行动。政策方面,2003年国家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此后又出台了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从国家到乡镇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医疗救治方面,各地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包括设立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扩大医疗救治队伍等。此外,中央还主导建立了一套信息通报体系,保证疫情信息快速透明地传播。这一系列建设使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明显提升。
(摘编自《非典十六年之后,中国的防疫体系都有哪些进展?》)
材料三
2009年,全球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我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迅速组织联防联控,并坚持公开透明地公布疫情信息,使公众能够了解疫情,做好防控。此外,政府还联合科研机构进行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仅87天,就研制生产出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号的H1N1甲流疫苗。
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政府积极应援非洲,同时采取国内疫情防范措施,取得了“零感染,零输入”的可喜成绩。这次疫情抗击还成为我国首次在卫生应急领域走出国门的成功案例。
事实上,自非典后,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已多次经受住考验,并在实战中不断完善。国家卫计委卫生应急办主任许树强曾表示,中国经过非典疫情、汶川地震和埃博拉疫情等重要阶段的洗礼,应急能力已大大提升,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摘编自《抗击甲流:中国在行动》)
材料四
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袭来,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面对疫情,党中央总揽全局,对抗击疫情作出指示,指明方向。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决策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加强防疫工作,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此外,在疫情面前,我国还坚持防控工作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创造了十天十夜建成火神山医院的奇迹。
我国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防控了疫情蔓延,国际社会对此普遍给予肯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方行动快速有力,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摘编自《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来自哪里》)
材料一: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材料二:
时代呼唤担当,民族振兴是青年的责任。鲁迅先生说,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只要青年都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充满活力、充满后劲、充满希望。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三:
5月27日,“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大赛以“技能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98名选手齐聚山城、同场竞技。
世界技能组织副主席、竞赛委员会主任施泰芬·普拉绍尔说,两千年前,一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古代贸易通道将东西方连接在一起。这条通道不仅运输着中国的精美丝绸和瓷器、罗马的玻璃和青铜器、印度的棉纺品,还有由俄罗斯玉石雕刻而成的精美珠宝。是技能和工艺成就了这条“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沿路传播着新的思想和理念。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着同样的理念,在促进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不断增进友谊。技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世界技能组织是交流技能和增进友谊的桥梁纽带。我们将利用技能的力量激励和教育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助他们取得个人事业的成功,并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光明网报道《“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在渝开幕》
材料四:
理想最终确定的时间 |
理想动摇时的态度 |
理想梦想的动力 |
高中确立 36.67% |
坚持到底 47.78% |
未来幸福生活 38.89% |
大学确立 32.22% |
拼命思考原因 25.56% |
实现自身价值 35.56% |
还未确立 31.11% |
选择放弃 20% |
不确定动力 25.55% |
没有回答 6.66% |
——来自某大学对200名大学生理想信念调查问卷
材料一:
“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最时髦的词之一,“全球化”指的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它不是一种口号、一种主张或者一种信仰。它指的是世界上各种文化更加广泛、更加频繁、更加激烈、更加深入地相互接触和冲撞,并且是多向的、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和吸纳。
人类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与人类社会有着同样长的历史。近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和交通的发展,不同文化接触和互动的地域距离障碍变得越来越小。殖民主义时期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暴力冲突下伴随有较大范围的不同文化冲撞。但是作为不同文化的冲撞和互动的规模,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没有“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更广大、更深远。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趋势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不同文化的冲撞和互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选自翁乃群《麦当劳中的中国文化表达》)
材料二:
近期,“疫情将‘终结’全球化”的声浪骤然升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表明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不可否认,疫情在全世界的扩散、蔓延,使之成为逆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推手。全球有形和无形的割裂,正在进一步加剧。但持续几百年的全球化进程,真的会因为疫情而走到尽头吗?
事实上,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化就已经遭遇严重挑战了。早在竞选2017年美国总统期间,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就高呼要“去全球化”,呼吁在国外的美国企业回迁国内。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更是对多个国家加征关税,特别是对中国搞贸易摩擦,显然这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英国退出欧盟,也被很多人视为“全球化走向消亡的一个例证”。甚至有人认为,英国脱欧派在国内公投中取得胜利、高呼“去全球化”的特朗普赢
得美国总统大选的2016年,就是“全球化走向崩溃”的开端之年。
尽管全球化也有其自身的弊病,但是客观来看,全球化仍然是世界所需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化发展至今,它带给世界的福利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更是因为,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并未消失:各国、各地区间的生产要素差异仍然存在,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仍然未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令互联互通更加便捷;世界主要国家,对通过国际协作发展自己的态度也基本没有改变。因此,随着疫情缓解和世界逐步恢复正常的运行节奏,相信全球化遭受的质疑会渐渐弱化,全球化仍然会继续前行。
——(选自范鸿达《疫情不会成为全球化“终结者”》,《大众日报》,2020年6月9日)
材料三:
全球化减速之势已然出现。近年来一些政客能被选民推上台,一度起着领头作用的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居然率先挑起贸易战,主动拒斥合作搞各种“脱钩”,实属全球化快速发展中某些竞争不利者的过激反应。面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长,这些守成大国产生不安,自然要采取各种围堵之举。当然,如果把前期各种退群、贸易战看作全球化列车行进的“密集点刹”的话,这次疫情则是一次剧烈的“急刹车”。再加上全球化大势所趋、车流滚滚,这样的“急刹”才有相当的“震荡”之剧。但是,只要理解当代全球化实质上由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市场机制是背后的决定力量,那么对全球化的信心就不必过于悲观。跨国公司的出现、产业链布局迈出国门,都是企业家“将本求利”决策的结果,并非几个政客所能左右。只要市场机制依然生效,产业链是否回迁本国,就仍由市场机制决定。总之,全球化进程可以遇阻,但绝不会夭折,更不会彻底逆转。
——(选自时红秀《把握全球化的“危”与“机”》,《学习时报》,2020年5月15日)
材料一: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从20世纪80年代“七五”科技攻关开始起步,目前我国已基本掌握了机器人操作机的设计制造技术,开发出喷涂、弧焊、搬运等机器人。但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起步较晚,应用领域窄,生产线系统技术与国外相比有差距。2017年,在中国工业机器人13.8万的销量中,外资品牌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国内自主品牌机器人在销量上有所增加,但所占份额仍然较少。
在21世纪,中国工业机器人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和更加广泛的应用。伴随着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步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而工业机器人技术人才的缺口也会越来越大,这是制约我们智能制造行业发展的重要阻力。此外,高校培养模式与企业就业不匹配,导致工业机器人自动化人才极其缺乏。好在我国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推动了机器人的开发及应用技术研究和人才的引进、培养。
(摘编自《智能制造时代背景下,我国工业机器人现状如何?》)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学会、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持续拓展,正进入提档加速关键期。与之相对的是,2019年1~2月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累计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1%。一方面,近几年迅速增长的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吸引了大批国外机器人头部企业投资布局、建厂增产;另一方面,国内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成本相对高昂,在缺乏技术和成本优势的情况下,国内出现部分企业以产品“性价比”打开市场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出现在中低端产品上,导致空间缩减,经营压力剧增。
国内机器人产业在努力突破国外机器人企业的重重包围。近些年,除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一系列机器人产业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2018年从中央到地方又根据当前机器人产业发展短板给出了对应的政策指导,比如引导用户、企业结合本地优势产业,按照市场规律积极应用,而不再仅是简单补贴的方式。
针对技术短板,中国人民银行在近期发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指出,鼓励金融机构推动融资、租赁、质押业务创新发展,加大对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金融支持。
针对行业应用短板,多地也制订了明确的路径图和年度计划书。例如,安徽省提出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5000台以上,浙江省明确新增工业机器人1.6万台。
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大多集中在汽车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在3C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中度低,尚未形成产业规模化。
随着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跟人进行协作、共融的新一代机器人成为行业发展趋势。这为我国机器人产业迈向中高端提供了实现路径,比如近几年飞速发展的协作机器人,国内外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我国有着机器人应用的最大市场,有足够多的应用环境来检测提升产品性能,进而将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
(摘编自《2019年1~2月工业机器人产量累计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