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顾炎武的《郡县论》认为郡县制是政治最大的弊端，“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郡县制是专制皇帝最大化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所谓“今之人君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中央专权钳制之下，地方社团和地方官毫无积极性可言，致使民穷国弱，而振兴国家的办法就是分权给地方，让地方社团强盛，授地方官以实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厚民生和强国势。
——彭小瑜《“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以政治人类学质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材料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是“独夫”。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这种学校具有对天子直言“政有缺失”，“公其非是”的职能，类似于近代的代议机构。他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
材料一：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宋代时，政府实行恤商政策，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国际性的水陆交通通道，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内市场的联通，也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对外贸易的税收成为南宋政府的重要的财源。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频繁，从而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
——摘编自《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材料二：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工业区，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苏、松、嘉、杭、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杭州的唐栖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正统元年（1436年），鉴于社会上“钱贱而不便大用”“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的客观事实，明英宗下令“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皆用银”。
——摘编自滕新才《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二重性质诱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