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生产生活不能自立，故怀恋旧地者为数不少。孝文帝当机立断，要求年轻一代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律使用汉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他还规定免除从平城迁居洛阳者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移民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平城一带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了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材料二 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其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究钱币质量。不能杂以他物。新币铸成后，孝文帝下令新币可在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五铢钱很快通行于北方各地，商品交换在黄河流域活跃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司马牧牛《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材料一 纵观历史，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当时战国时期各国变化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运动。商鞅变法中提到，以往的小乡、邑都应该聚齐在一起，成立县，设立各个县管理者，领主的主权被收回中央，中央成为政治的集权中心。秦国对于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也非常明确，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得到深化，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得到肯定以及稳固。在商鞅变法中，爵制不再受世袭的影响，不分亲疏远近，不特别厚爱贵族，一旦军功在身，不论是何等身份都可以获得爵禄。通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的大好政治局势。
——摘编自李昊雨《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分析》
材料二 虽然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却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得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摘编自许小年《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
材料 1901年1月29日，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这使各省督抚、绅商认为到了一个深化并陈述自己识见的良机。随着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计划流产，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3个多月的不断商议，征询多方意见，最终确定由张之洞主稿，刘坤一领衔上奏朝廷的变法“三折”。刘、张二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联，全面规划了新政的内容，涉及经济、教育、军事、官制各方面的改革。变法措施共分三大类二十七条，即“兴学育才”四条，“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朝廷对刘、张的《三折》格外看重，指令“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至此，《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大纲，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摘编自严忠德杨家慧《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产生背景及过程》
材料
1979年《人民文学》第7期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经历十年动乱后，某重型机器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成了一个烂摊子，乔光朴受命于危难之际，立下军令状当了厂长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和奖惩制度，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和主人公精神，很快改变了全厂的涣散状态，扭转了生产被动局面。这是最早的一篇自觉地“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的文学作品。
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读者来信纷沓而至，甚至有工人买一本《人民文学》送给自己单位的厂长，希望厂长像乔光朴那样领导工人干“四化”。对于这篇小说也有不同的声音，《天津日报》在1979年9、10月间发表了四组整版的评论文章，以“争鸣”的形式对乔光朴的用人和专抓生产等改革措施进行批判、质疑。更多的是对小说的肯定，1979年《文汇报》就此评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乔光朴。四个现代化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小说的成就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欢迎乔厂长上任”“希望乔厂长从作品中走出来”成为时代的呼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的出现的反响进行评述。
(要求：表述成文、结论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