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启超于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提出他的“新史学”思想：“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摘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材料二 梁启超：“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今请析其条理而论述之。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新史学》
材料一 湘军在营以上精心建置了分统、统领和大帅，都由曾国藩信任的助手任职，他们多数是取得低级文官功名的人。曾国藩强调军队质量胜于数量。湘军对兵员的征募、训练和纪律以及按照儒教（程朱理学的伦理要求）治军等的高度重视，使它独具特色。一个普通湘军士兵的薪饷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基于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的考量，湘军对高级官员更加不吝惜恩赏。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为输运行政干部的温床。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的地方官员，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里控制着清政府的军政大权。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二 在清代早期和中期，政府高度集权化，朝廷决定着各省的政策；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与外省大员磋商国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北京的衙门时常征求地方官员的意见，以争取他们支持自己的立场；势力强大的巡抚和总督时时会摆脱中央政府而自行其是，比如在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便激烈地反对皇大后“废黜”皇帝；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期间，东南诸省当局拒绝服从慈禧支持义和团的命令，而单独与外国列强缔结了协议，以求“互保”。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