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启超于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提出他的“新史学”思想：“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摘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材料二 梁启超：“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今请析其条理而论述之。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新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