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在其《迦陵论诗丛稿》中谈论《古诗十九首》有多重意蕴，她把造成《古诗十九首》的多 义性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不知作者，你便无从比附，这使它的意思反而丰富起来；二是没有明白的人称的指称，使它有了多义性；三是汉语文法的模棱性，主语、谓语、宾语或者过去式、现在式说的不是很清楚。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一诗无达诂。。
“诗无达诂”意思就是说：《诗经》的意义是不可能具有通达而完备的解说的。《涉江采芙蓉》 这首诗通常被理解为一首情诗，那么“涉江采芙蓉”的主人公到底是离乡的游子还是思夫的女 子？由诗句“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来看，每当妻子想念丈夫时，她就想象着远方的丈夫，此 刻也带着无限的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这种表现手法又叫作“示现格”。所以张啸龙在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中表示：“实际上‘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情思。”
还有一种观点是把这首诗理解为两个场景：正当女主人公苦苦思念丈夫的时候，她远方的 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的忧愁，回望妻子所在的故乡，这样的“对写法”，造成了 “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并且，用之来解读《涉江采芙蓉》，更能还原诗作的原汁原味，表情达意效果更为含蓄哀婉，同时也使男女抒情主人公之争的问题不复存在。
“诗无达诂”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同心而离居” 一定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吗？《离骚》中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并用男女之爱喻君臣之情，《涉江采芙蓉》会不会也是诉君臣之思呢？
“涉江采芙蓉”的这位贤臣，以兰泽的“芳草”喻自己高尚的品德，他要把采撷的“芙蓉”赠送 给“远道”的明君，回头凝望着“旧乡”，长路漫漫，“我”已被贬，成为逐臣，“我”所怀念的朝廷和君主渐行渐远，所思在远道。虽有“同心”但已“离居”，长叹一声：只能“忧伤以终老”了。这样解 释，《涉江采芙蓉》就由思妇之辞变为逐臣之词了。
《古诗十九首》作为民间文学创作，内容多写“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那么，主人公除了 “弃妻”“逐臣”，也可以是朋友间的离别诗，“涉江采芙蓉”是为了赠给“在远道”的知己，高山流水的友谊使得他们同心同德，无奈相去遥远，想到便忧伤难排。
钟嵘在《诗品》中把《古诗十九首》列为上品，并评价其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这从《涉江采芙蓉》中便现端倪。仅从何者“涉江采芙蓉”入手，便可可分析出多种意蕴，这也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赏析采用“诗无达诂”的方法，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文本的意蕴。
（选自曹雨《以〈涉江采芙蓉〉为例浅谈诗无达诂》）
材料一：
《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期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牧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叔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钟嵘《诗品》里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中国古人批评诗的时候有个习惯，总是要想方设法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但十九首之所以妙就妙在不知作者一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你怎样去确定作者的原意？因此，对这十九首诗，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所以它特别适合于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接受美学认为，一篇作品是不能够由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没有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有读者才能使它得到完成，只有读者通过阅读给它注入生命的力量，它才成为一个美学欣赏的对象，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摘编自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
材料二：
《古诗十九首》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和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和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的生命呢？所以“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和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上不同于后世的腐败之作。汉末到魏晋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在这种人生感叹中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随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的“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陆机）、“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刘琨）的政治悲愤，都有一定的具体的积极内容。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的“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涉江采芙蓉
《古诗十九首》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苏幕遮·燎沉香
[宋]周邦彦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①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②浦。
[注]①侵晓：快天亮之时。②芙蓉：荷花的别称。
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从小冰“写诗”事件（人工智能软件“小冰”写作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开始，人类的确正在走向人工智能诗学时代，旧的文艺学、旧的狭义诗学将不得不在不久的将来重新书写。
在诗歌主体重置的话题方面，人工智能写诗软件抹消了诗人这一诗歌创作主体，同时随之抹去了诗歌创作环节。在诗人消失的地方，非文学性质的主体如计算机程序员或软件用户正冉冉升起。小冰“写诗”事件在文艺学层面所造成的诗人之死具有一种崭新的意义，它既动摇了文艺学整体的基础，预示着人工智能诗学的诞生，又成为人类自身之存在本质在今天发生新旧蜕变的命运启示，（ ）在后人类时代，人凭借人工智能技术获得对世界的崭新感觉，在新的世界感觉中，人的命运只能是从旧人蜕变为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