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期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牧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叔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钟嵘《诗品》里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中国古人批评诗的时候有个习惯，总是要想方设法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但十九首之所以妙就妙在不知作者一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你怎样去确定作者的原意？因此，对这十九首诗，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所以它特别适合于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接受美学认为，一篇作品是不能够由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没有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有读者才能使它得到完成，只有读者通过阅读给它注入生命的力量，它才成为一个美学欣赏的对象，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摘编自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
材料二：
《古诗十九首》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和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和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的生命呢？所以“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和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上不同于后世的腐败之作。汉末到魏晋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在这种人生感叹中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随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的“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陆机）、“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刘琨）的政治悲愤，都有一定的具体的积极内容。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的“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