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影响广泛而深远，晚唐张为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白氏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了后世广泛共鸣。
我国在魏晋时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文体、内容等的研究使文艺开拓出新的天地。但过犹不及，片面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骄文讲求对偶、声律，脱离生活；中唐“大历十才子”追求丽辞、精于雕琢，反映的生活较为狭隘。而唐自安史之乱后，进入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阶段，文人们罔顾现实而空玩文字，背离了士人的责任，也扭曲了文艺的主要功用。于是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自由、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镇等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承续《诗经》和汉魏乐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除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还提出一些相关的主张，如诗歌应“救济人病、禅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他在入仕初期，还是在朝为左拾遗，抑或被贬地方，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新制布袭》言：“安得万里裘，盖襄周四。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白居易的讽谕诗是他现实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其中《观刈麦》《卖炭翁》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而其讽谕之作中却绝无怨毒，只是“愿得天子知”，以达到辅助君王革新天下的目的。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原则相关，他在诗歌创作中力避艰涩，追求平易，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关注现实、语言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减弱，他认为“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他非常重视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美的佳作。
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艺术家，如屈原、废信、杜甫、陆游、辛弃疾、郑板桥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样的创作观念，正是对传统文艺精神的继承和提升。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时代内涵。
（摘编自马奔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夜闻歌者①
白居易
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
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
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
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
【注】①诗人当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
曾经在成都最为大众化的茶馆，也有百姓自发的写诗的热情。有好诗者将自己写好的诗拿到茶馆里张贴，第二天再去一看，应对者已经如云。和诗者，在茶馆里彼此打擂台。茶客们，则在观看中肆意地评点优劣。诗让人们____，再没有哪里可以找到如成都茶馆里这样对诗的热闹场景了，想象那劲头赶得上《红楼梦》大观园里的赛诗会吧。
一座平民化的城市，才能够将诗从高雅的殿堂上拉下来，让诗和自己____。而一座有诗的传统的城市，才能够花开一般，处处都可以绽放出诗来。
成都的诗的传统，（①）。如果当年杜甫没有来成都，而是在别的地方盖了一间草堂，那也许就____了，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飞落在哪里，哪里就生根发芽。诗的传统，（②）。它靠的不是____，而是长久岁月的积淀和打磨，才化为了这座城市的血脉和基因。如今，草堂的杜公祠前还悬挂着何绍基题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安史之乱”后，杜甫投奔到严武门下。在浣花溪旁搭建一间茅草屋，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草堂，写下《堂成》一诗，其中一联：“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③）。才有了以后我们见到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些“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见其刻划之痕”的诗句。我一直这样认为，正是杜甫自身这样的平民性，创造了其诗歌的人民性，也才创造了成都这座城市诗歌传统的平民性，让诗和这座城市的人们心心相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