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消息惊动了偏僻的村落。向往红军的农民们开始秘密开会。地主的深宅大院门户紧闭，护院的民团兵丁拿起了枪。地主的儿子腰里别着匣子枪在祠堂四周转了一圈，他家的一个佃户正在祠堂里带领穷人开会。晚上，这个佃户在地主家的后院被斧头砍死，尸体挂在院墙上。可是天亮的时候，地主家门口乱成了一团，朱毛红军距离镇子东头不远了，地主全家开始向镇子西头逃跑。青年农民们很快就集中在镇边的土道上，手里的梭镖闪闪发亮。红军的队伍走来了。这是一支衣衫破旧但队列整齐的队伍，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吹着一支小铜号走在前面，身后步伐稳健的红军官兵有的赤着脚，有的包着脚布，有的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
②红军占领镇子之后，在所有的墙上写上了标语：“饥民们！向土豪劣绅要粮！”“消灭一切不公平现象！”然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家的财物一一分给最贫困的人。广场上挤满了穷人，少年们攀在树上，一个红军干部站在广场中央开始了演讲：“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地主老财、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都压榨我们，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穷人创造的！不打败他们，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夺过来，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农民协会万岁！暴动万岁！红军万岁！”
③最后，广场的土台子上走来一个留着胡子、面色很黑的人——朱德。讲话的语调很慢，他对农民们讲了自己信仰共产党的经过，讲了南昌起义和红军的主张。他长者般的话语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有人问：“我想当红军，听说当红军给发二十块钱？”朱德说：“当红军没有钱，官兵都没有钱，有一桌酒席大家一起吃，有一个南瓜大家也一起吃。”又有人问：“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站在朱德身边的红军干部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阔佬，全世界的穷人都受他们的压迫。全世界的穷人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当天晚上，红军从这里出发了，刚出镇子便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不少青年农民。农民们说他们要跟红军走，因为他们对红军很满意，如果能够发给他们一袋干粮和一支枪他们会更满意。
④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是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各村各寨的贫苦农民开始向有红军的地方奔去，当一面画着他们所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当举着那面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然后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情景几乎能够解释二十世纪初中国所有的革命发生的根由。
⑤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所有的官兵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
(摘自王树增《长征》第1～3页)
新长征路上——杨澜采访崔永元
画外音：小崔策划和制作的革命理想主义史诗电视公益行动《我的长征》已胜利结束。一群普通人，用一年时间走完了七十年前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在路上，他们受伤，感动，收获。
杨澜：对比刚出发时，你觉得当初的期待实现了几成？
崔永元：当时我觉得我是带着中国人组成的团队在走。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的团队精神是最差的。奥运会上，我们得的多是个人金牌，团体的就得不着。新长征过程中，队员天天闹矛盾，谁跟谁都不客气，互相不宽容。
杨澜：我记得你当时说要让大家看看城里人是怎么出丑的，所以全是阴暗心理，不期待着人家能表现出好的团队精神。
崔永元：他们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志愿者，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对长征的不同理解，本着自我管理的行动规则走在路上，争吵和冲突时常发生。
杨澜：据说长征过程中有一次危机，然后你就要解散队伍。当时你是用咆哮的方式说的还是很冷静地表达？
崔永元：那次危机是关于队员不文明举止的问题，影响了当地老百姓。我咆哮地宣布就地解散，不要玷污红军。事后我去跟队友谈心，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杨澜：你原来并不是一个热衷说教、热衷教育别人的人，突然你认真执着做这些事的时候，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内心产生了？据说后来你的期待标准发生了改变，甚至在长征走完以后，你并不像之前那么失望了。
崔永元：我是发现这些年轻人有我过去没有发现的优点，同时他们也在进步。将近一年在路上的生活，不仅是体验、了解过去的过程，也是个人自我成长、成熟的过程。在北京就能看五米远，在长征路上可以看得更远。我会突然拿起电话向久不来往的老朋友道歉，承认自己以往的偏激。
杨澜：“我的长征”队伍里有个胖洪，听说你打算在结束前5公里开除他？
崔永元：是，开始我特别反感他。他一直反对排队行军，他一反对，麾下就会集中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摇摆不定的年轻人。我那时候特希望胖洪能迷途知返，要不然我不知道老乡们是怎么看我们这支队伍的。
杨澜：散兵游勇。
崔永元：对，我们后面的人跟前面的红旗能差3公里，这叫什么红军啊！当时我就觉得胖洪怎么这个样子，想开除他。但31号这天他当轮值队长时，大概一个小时一直在喊大家排好队，排整齐，排两列。一直在喊，我就特别感动。其实我知道，他不同意我排队的主意，但他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的表现给足了我面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大度和宽容。这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把他开除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他，肯定是我。
杨澜：所以你走完了这一路，原先对于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的判断修正了吗？
崔永元：应该说修正了。缺乏团队精神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觉得也许跟团队的经营者或领导者不善于发现团队优点有关。实际上，我的固有标准不是公用的最正确的标准。我觉得可能用更宽泛的标准、更科学的标准来看这支团队的话，可以给他们打98分，他们很了不起。我以前很烦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人。我们的旗手叫张浩然，大学生，他举着红旗大概走了五千公里，一直他举旗，在队伍前头默默走。我做不到，我体力、能力都做不到，我觉得我会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把红旗推出去，但浩然什么都没说，就这么举着，非常可爱！
杨澜：在社会中，即使人们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通常也不会说出来，而你真的是很认真地在为社会担忧一些事情，每个人活着已经很不易了，你何苦呢？
崔永元：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在干不好的事，越干势力越大，所以很多人忍气吞声，不敢说，干坏事的人就更加心安理得。我应该做一个搅局的人。
杨澜：但是当你觉得自己变得比过去更宽容的时候，再回头想这些事，会不会觉得其实那些人也有他们的弱点，有的时候一个人背叛或欺负别人是因为恐惧。
崔永元：我不想那些人，我只想这个社会。现在我意识到这是社会在进步。英国、美国发展过程中都有过这一段，迈过去就好了。
杨澜：就是说原则出现混乱的时候。
崔永元：对。旧的体系打乱了，新的体系没建立。这个过程中，总要有人来为之烦恼。我就是那个角色。
画外音：媒体总把崔永元的名字与理想主义、精神洁癖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小崔并没有媒体描绘的那样愤世嫉俗，走过长征路的小崔更懂得耐心和宽容。现实世界里有黑有白，但更大程度上是灰，深浅不一的灰。(选自《杨澜访谈录》，有删改)
新华社上海11月2日电 为解决租房市场房源信息虚假、价格不透明等问题，10月31日，北京租房新政策正式实施，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上线。此前不久，广州推出政府住房租赁平台——阳光租房。9月底，杭州市联合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打造的政府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也已正式启用。
“新华视点”记者发现，目前，全国十余个城市已出台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方案，均提及搭建政府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并明确了建设时间表。专家称，这是各地落实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关键一招”。当前，百姓租房存在几大“痛点”：虚假房源多；合同不报备，发生纠纷时租客维权困难；房东涨租、租期随意、二房东现象屡禁不绝；等等。各地推出的官方住房租赁平台将通过收集和发布租赁信息、动态监测租赁信息、指导住房租赁价格等，有效遏制租房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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