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征路上——杨澜采访崔永元
画外音：小崔策划和制作的革命理想主义史诗电视公益行动《我的长征》已胜利结束。一群普通人，用一年时间走完了七十年前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在路上，他们受伤，感动，收获。
杨澜：对比刚出发时，你觉得当初的期待实现了几成？
崔永元：当时我觉得我是带着中国人组成的团队在走。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的团队精神是最差的。奥运会上，我们得的多是个人金牌，团体的就得不着。新长征过程中，队员天天闹矛盾，谁跟谁都不客气，互相不宽容。
杨澜：我记得你当时说要让大家看看城里人是怎么出丑的，所以全是阴暗心理，不期待着人家能表现出好的团队精神。
崔永元：他们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志愿者，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对长征的不同理解，本着自我管理的行动规则走在路上，争吵和冲突时常发生。
杨澜：据说长征过程中有一次危机，然后你就要解散队伍。当时你是用咆哮的方式说的还是很冷静地表达？
崔永元：那次危机是关于队员不文明举止的问题，影响了当地老百姓。我咆哮地宣布就地解散，不要玷污红军。事后我去跟队友谈心，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杨澜：你原来并不是一个热衷说教、热衷教育别人的人，突然你认真执着做这些事的时候，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内心产生了？据说后来你的期待标准发生了改变，甚至在长征走完以后，你并不像之前那么失望了。
崔永元：我是发现这些年轻人有我过去没有发现的优点，同时他们也在进步。将近一年在路上的生活，不仅是体验、了解过去的过程，也是个人自我成长、成熟的过程。在北京就能看五米远，在长征路上可以看得更远。我会突然拿起电话向久不来往的老朋友道歉，承认自己以往的偏激。
杨澜：“我的长征”队伍里有个胖洪，听说你打算在结束前5公里开除他？
崔永元：是，开始我特别反感他。他一直反对排队行军，他一反对，麾下就会集中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摇摆不定的年轻人。我那时候特希望胖洪能迷途知返，要不然我不知道老乡们是怎么看我们这支队伍的。
杨澜：散兵游勇。
崔永元：对，我们后面的人跟前面的红旗能差3公里，这叫什么红军啊！当时我就觉得胖洪怎么这个样子，想开除他。但31号这天他当轮值队长时，大概一个小时一直在喊大家排好队，排整齐，排两列。一直在喊，我就特别感动。其实我知道，他不同意我排队的主意，但他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的表现给足了我面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大度和宽容。这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把他开除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他，肯定是我。
杨澜：所以你走完了这一路，原先对于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的判断修正了吗？
崔永元：应该说修正了。缺乏团队精神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觉得也许跟团队的经营者或领导者不善于发现团队优点有关。实际上，我的固有标准不是公用的最正确的标准。我觉得可能用更宽泛的标准、更科学的标准来看这支团队的话，可以给他们打98分，他们很了不起。我以前很烦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人。我们的旗手叫张浩然，大学生，他举着红旗大概走了五千公里，一直他举旗，在队伍前头默默走。我做不到，我体力、能力都做不到，我觉得我会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把红旗推出去，但浩然什么都没说，就这么举着，非常可爱！
杨澜：在社会中，即使人们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通常也不会说出来，而你真的是很认真地在为社会担忧一些事情，每个人活着已经很不易了，你何苦呢？
崔永元：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在干不好的事，越干势力越大，所以很多人忍气吞声，不敢说，干坏事的人就更加心安理得。我应该做一个搅局的人。
杨澜：但是当你觉得自己变得比过去更宽容的时候，再回头想这些事，会不会觉得其实那些人也有他们的弱点，有的时候一个人背叛或欺负别人是因为恐惧。
崔永元：我不想那些人，我只想这个社会。现在我意识到这是社会在进步。英国、美国发展过程中都有过这一段，迈过去就好了。
杨澜：就是说原则出现混乱的时候。
崔永元：对。旧的体系打乱了，新的体系没建立。这个过程中，总要有人来为之烦恼。我就是那个角色。
画外音：媒体总把崔永元的名字与理想主义、精神洁癖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小崔并没有媒体描绘的那样愤世嫉俗，走过长征路的小崔更懂得耐心和宽容。现实世界里有黑有白，但更大程度上是灰，深浅不一的灰。(选自《杨澜访谈录》，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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