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高考语文新高考Ⅰ卷真题变式·分层精准练：第1题

对素食者和肠胃疾病患者来说，藜麦的发现是一个奇迹。藜麦不含麸质，富含镁和铁，比其他种子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包括人体无法独自生成的必需的氨基酸。美国宇航局宣布，藜麦是地球上营养最均衡的食物之一，是宇航员的理想之选。产于安第斯山的藜麦有一个令西方消费者神往的传说：印加人非常重视藜麦，认为它是神圣的，并且称之为＂万谷之母＂。不过，藜麦的爱好者却通过媒体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从2006年到2013年，玻利维亚和秘鲁的藜麦价格上涨了两倍。2011年，《独立报》称，玻利维亚的藜麦消费量＂5年间下降了34％，当地家庭已经吃不起这种主食了，它已经变成了奢侈品＂。《纽约时报》援引研究报告称，藜麦种植区的儿童营养不良率正在上升。2013年，《卫报》用煽动性标题提升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素食者的肚子能装下藜麦令人反胃的事实吗？＂该报称，贫穷的玻利维亚人和秘鲁人正在食用更加便宜的＂进口垃圾食品＂。《独立报》2013年一篇报道的标题是＂藜麦：对你有利——对玻利维亚人有害＂。这些消息传遍了全球，在健康饮食者之中引发了一场良心危机。在社交媒体、素食博客和健康饮食论坛上，人们开始询问食用藜麦是否合适。

这种说法看似可信，被许多人认可，但是经济学家马克·贝勒马尔等人对此则持保留意见。毕竟，藜麦贸易使大量外国资金涌入玻利维亚和秘鲁，其中许多资金进入了南美最贫穷的地区。几位经济学家跟踪了秘鲁家庭支出的调查数据，将种植且食用藜麦的家庭、食用但不种植藜麦的家庭和从不接触藜麦的家庭划分为三个小组。他们发现，从2004年到2013年，三个小组的生活水平都上升了，其中藜麦种植户家庭支出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农民们正在变富，他们将这种新收入转化为支出又给周边民众带来了好处。那么藜麦消费量下降34％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很长的时间内两个国家的藜麦消费量一直在缓慢而稳定地下降，这意味着消费量的下降和价格的激增不存在明显的联系。更加接近事实的解释是，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只是想换换口味，吃点别的东西。

为了解藜麦的种植情况，我去了秘鲁科尔卡山谷，这里在印加时代以前就得到了开垦。藜麦是一种美丽的作物，拥有深红色或金黄色的巨大种球。在安第斯山的这片区域，人们在梯田上同时种植藜麦以及当地特有的玉米和马铃薯品种。＂国外需求绝对是一件好事，＂我的秘鲁向导杰西卡说道，＂农民非常高兴，所有想吃藜麦的人仍然买得起这种食物。＂她还解释了另一个好处。之前，秘鲁城里人往往认为他们这片区域吃藜麦的人＂很土＂。现在，由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重视，食用藜麦被视作一种时尚。＂利马人终于开始尊重我们这些高原人和我们的传统了。＂玻利维亚西南部有一片遥远而不适合居住的区域，那里到处都是盐湖和休眠火山。在那里，我看到了由藜麦资金支持的当地急需的开发和旅游项目。千百年来勉强能够养家糊口的自耕农开始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投资。我在2017年4月听到的玻利维亚人对于该作物的唯一抱怨是，日益增长的供给正在拉低价格。玻利维亚的藜麦种植面积增长了两倍多，从2007年的5万公顷增长到2016年的18万公项。马克·贝勒马尔后来对我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结局，因为它的价格不太可能再度回升。＂在风景如画的科尔卡山谷，当太阳落山时，我问杰西卡，欧洲和北美的消费者是否应该为吃掉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的食物而感到内疚。我可以猜到答案，但我想听到当地人的亲口否认。＂相信我，＂杰西卡笑道，＂我们有许多藜麦。＂

乍一看，这一关于食物热潮、全球贸易和消费者忧虑的事件讲述了谎言被揭穿的过程。不过，这些受到错误解读的真相可能会对当地的人们造成真正的伤害。各行各业有经验的沟通者会通过片面的事实、数字、背景呈现某种世界观，从而影响现实。在这个例子中，新闻工作者和博主出于高尚的理由引导消费者远离藜麦：他们由衷地为一个贫困群体感到担忧，害怕狂暴的全球贸易风潮会危及这一群体的利益。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一点：每个新手辩论者和犯错误的小学生都知道如何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真相。不过，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真相为沟通者提供了多大的灵活性。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件事物或者一起事件，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我将它们称为＂竞争性真相＂。

（摘编自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刘清山译）

传统村落保护呼唤新乡贤

王院成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粹、乡土中国的“活化石”，也是人们现代乡愁的有效“消纳地”。近年来，尽管包括政府在内的多种外援性力量都积极介入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但由于“不在场”，外部力量无法有效转化为传统村落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这是传统村落保护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原因。

    乡贤是乡村社会教化的启蒙者，是乡村内外事务的沟通者，是造福桑梓的引领者。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乡贤则以其特有的社会文化权威主导和推动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发展。在现代社会，新乡贤既包括传统村落精英、返乡创业者和退休还乡者等“本土化”社会群体，也涵盖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专家学者、村官等“非本土化”社会群体。要破解传统村落保护“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须发挥好这些新乡贤的作用。

    村落空间布局与形态是传统村落的“筋骨肉”。保护传统村落要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与形态进行“修复”和“再造”。这一方面需要新乡贤利用新思想、新理念启蒙和引导民众，让他们拓宽视野、转变观念，对传统村落的自然资源、历史遗存、文化传统等进行普查、整理，认识到传统村落是迥异于城市聚落形态的，具有宝贵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人居形态，重新树立对传统村落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需要新乡贤指导村落民众修复传统村落中的山水、田园、道路、建筑等基本格局，保护村落中的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特色民居等传统建筑，恢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修复传统村落的格局与形态，而非自鄙自毁，大拆乱建，盲目过度开发。

    村落文化是传统村落的“精气神”。只有发挥新乡贤的“燎原”作用，示范和带动村落民众依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和优化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恢复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生活，复苏传统村落的节日习俗、民间信仰、手工技艺等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才能激发传统村落的生机和活力，彰显传统村落的特色和魅力。

    村落共同体是基于“乡、土、人”三者关系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重塑传统村落共同体，需要发挥新乡贤独特的“聚合”功能，推动村落民众把村落传统礼治秩序与现代村民自治有机结合，提升传统村落的治理能力与水平，让村落民众在村落发展和村落事务管理中掌握主动权、增强话语权、赢得发展权，在与国家政策、市场力量以及现代城市的“互动”中增强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从而“聚合”为新的村落共同体。

    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根脉，是中华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基点。保护好传统村落可以让我们有效地安顿好过去，从容地赢得未来。在“国家在场”的语境下，保护传统村落关键在于村落民众的“在场”和“文化自觉”，核心在于发挥新乡贤的“领头羊”和“引阵雁”作用因此，制定科学而有效的制度大力吸引新乡贤回乡，让他们引领和带动村落民众自觉珍惜和保护传统村落，自觉利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进行“文化再生产”，才能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人类发展道路的图谱上，文化基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文化基因的不同使得各民族文化呈现出巨大差异。中华文化崇尚“以民为本”、追求“天下为公”，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诞生在商业经济之上，以个人为核心，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是一种诞生在农业经济之上，以王权为核心，以民本、统一、德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三权分立的多党制竞争在西方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而在中国则行不通，这已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所证明。我们党一贯重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所蕴含的道德精髓，注重挖掘和阐发“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并将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民本”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重要智慧源泉。

“均富”一直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价值追求。孔子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纵览世界历史发展，一个国家与阶级的堕落乃至毁灭，往往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从而使得两极分化的矛盾日趋凸显，这几乎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共性。实现共同富裕，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必由之路的高瞻远瞩，也体现了对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均富”思想和价值目标的传承，“不患寡而患不均”蕴含着对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期待，自然成为坚持共同富裕基本原则的文化土壤。

和谐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占据重要位置，“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都有和合、和谐、协调的含义。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共识，同党对我国国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密切联系，也同历史延续中的中国古人对社会建设的美好要求有关。

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道路的基本特点是把和睦相处、和平发展放在首位。同崇尚竞争和“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和平文化，追求的是“协和万邦”。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是“和平主义性格”的，它与西方新教的扩张性性格截然不同。中国人民在和平文化的影响下，对内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对外重视睦邻友好，主张各国和平共处。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略，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

（节选自夏兴有《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

    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收获最丰的领城。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沈从文，到40年代的赵树理、孙犁，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柳青，以至80年代以后的汪曾祺、莫言....众多乡土小说家为文学史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城风情和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流派。

    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数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地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

    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一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一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乡土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新宠和不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无可避免的。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必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出生机。

——(摘编自史建国《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

①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②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③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④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⑤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⑥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⑦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⑧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⑩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鲁迅《拿来主义》）

《国际歌》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影响巨大。毛泽东在1930年7月所作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词中就有“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文字，显示了《国际歌》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震撼。这首歌在与自我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上，生动地体现了其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的重要作用。

1923年在中国传唱的《国际歌》，其中“让思想冲破牢笼”要求青年们从思想上解放自我，极大地促进了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认同。我们在研究信仰问题时可以发现，青年通过信仰使得自己有了一种明确的指向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称为“立志”。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就不是指学习一般的客观知识，而是青年的一种通过对终极理想的追求，以求获得自我主体性的指向。这种追求和指向就是一种信仰的象征。

《国际歌》还鲜明地提出“是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人民”是共产党人的“上帝”；“人民至上”应该是青年信仰形成的根本理念。对青年来说，所谓信仰就是站在人民面前的良知与敬畏。信仰的形成是经验的与实践的，信仰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本身，是我们生存的价值所在，信仰的核心在于人的生命中的一种对于崇高的知觉，如孔子的仁、孟子的良知、老子的道，一种与超越个体生命的绝对价值的密切关联。因此，信仰更多是人的个体与终极理想的相遇，是对人和人类的解放。人与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共产主义革命世界性的体现。青年的信仰是与世界意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世界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也是世界性的。青年的视野当以世界为基本单位，以世界衡量世界，以世界衡量国家。在近代历史上，德国、日本、俄国、中国等国的年轻人对于国家意识的觉醒，以“青年”的身份对现代国家形成的积极参与，构成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青年现象虽然是一个群体现象，但实际上是年轻人作为个体对世界的全面关怀，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历史的终极目标的认识和认同。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因此，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在这青春化的时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础上培养青年队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摘编自吴端《试论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从理解《国际歌》的信仰意义中展开》）

儒家哲学的精神是儒家哲学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常常表现在以和为贵、以民为本、以生命为中心等观念上。那么，儒家哲学中是否存在着能够统领、范导上述诸观念的更基本的观念?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这个更基本的观念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儒家哲学根本精神的观念表达，是源自儒家哲学最高范畴的要求。儒家重“仁”，但“仁”只是儒家伦理的最高范畴，而不是儒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儒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主张来看，道在孔子思想中占据最高地位；宋明理学重“理”，而万理之“总稽”是“道”，就此而言，新儒家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儒家所谓道，不同于道家之道。道家之道是“有”与“无”的联结者，而儒家所谓道，则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条“无过无不及”于某种边界的道路，这个边界，就是《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一范导性原理，落实到伦理领域，形成的是一种以“万物一体之仁”为基本原则的、超越人伦关系的伦理学。

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但孔子之仁的核心之意是“爱人”，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开启了对儒家之“仁”的转进。这种转进的关键，是将仁置于天之所“命”的视域之下。天之所命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原则的范导下，儒家之仁的范和内涵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思孟学派那里已初见端倪，而在宋明理学中，不仅仁所指向的对象由亲、民扩展到万物，仁的内容也有多维扩展。宋明儒者中，有以“觉”“感”论仁者，有以“生意”“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论仁者，有以“公”论仁者。这些关于仁之内容的新论断，看似松散无绪，实则统一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统摄的“仁”，宋儒称之为“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之仁要求“仁”应以“万物共生”为念。以万物共生为念，仁的对象就要从人扩展至万物；以万物共生为念，仁就要重视知觉能力的扩展；以万物共生为念，仁就要重视化育万物、重视生生；以万物共生为念，仁就要克服一己一类的利、欲之蔽，强调公而不私。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一范导性原理，落实到政治领域，形成的是一种以“大同”为理想、以“道治”为路径的政治学。

儒家所期望的社会，是体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想的大同社会。王道之治、协和万邦乃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折射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要求。儒家理想社会的实现，不能完全交给自然，它需要人的刚健有为，需要人的厚德载物。

落实高远理想于现实，离不开具体的路径。对于这一路径，《老子》的描述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我们可以加之以“失礼而后法”。《老子》对道之“下落”持批评态度，但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表明，这就是“道”向下落实的具体路径。儒家主张的政治秩序，直接地受制于礼、法，间接地受制于仁、义，根本上则受制于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道。礼法如果有悖仁义、有悖“道”，就必须以“道”为最高标准进行调整。就此而言，儒家乃至中国政治的最高原则是“道”而不是“法”，其社会治理最理想的方式是“道治”而不是其他的“治”。这一点，即便在重“法”的法家那里也是成立的。“法”要循“道”，就要保留某种相对灵活的机制。

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想宇宙秩序的向往，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之基，是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之据。源于儒家之“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价值，是动力，是道路，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

（摘自2022年02月14日《光明日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在中国古代，依附传统经学之文字训诂是汉语虚字研究的主要手段。尽管语言学的研究早已指出，古人讨论虚字的另一途径是将其作为文论中的修辞、文章作法，但相关话题似乎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要通解此议题，在经学传统外，还需将其置于同样强大且形态鲜明的古文辞传统下，厘清古代虚字论的发展脉络。

汉代以来，随着文章修辞观念的加强、语句的由简趋繁及偶对句式的逐渐流行，虚字渐为文家所看重的，主要是补足语句和黏合文脉的作用。特别是魏晋之后，排偶进一步发展为古文辞的重要语言形式，对偶句式的密集运用，易导致文章的意脉切割和层次弱化，因此虚字在语句和结构之间的黏合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由此不难理解刘勰对语助“弥合文体”作用的揭示，他强调在“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在文章结构脉络的层面揭示出虚字连缀文句、衔接意脉的作用，这既是对汉魏以来文辞创作及语言组织规律的总结，也为古代虚字开辟了一条辞章学的诠解之路。

中唐以降，文坛主流文体由诗赋、骈文向句式更为灵活的古文转变，善用及多用虚字成为此时期古文辞创作的一种倾向，特别是宋人，尤擅长运用语气助词。相应地，唐宋两代虚字论的一大进展，便是以语音为切入点，其理论资源当可追溯至汉以来经学训诂中的声训法，刘勰就曾指出《楚辞》“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语助余声”的说法发展到唐宋时期有两个主要趋向：一是唐人从言语和口气出发，将虚字的发声和语句的尽意结合。二是宋人归纳虚字迭用法，将《诗经》《楚辞》数句迭用“兮”字的修辞效应类推到古文中。同一虚字在句末反复出现，是唐宋文家重视虚字技法的极致化表现。从修辞效应来看，所谓古文的“起八代之衰”，虽然在语言上淡化了骈语俪句的齐整节律，但借助虚字的技巧化运用，尤其是句尾虚字的重复使用，也可获得散体文独特的节奏感。

元明时期，古文辞的发展基本上以宋代所奠立的古文之学为框架，其中一个方向是在创作论层面，强调如元人郝经、明人唐顺之所揭示的文章有法及以法为文。虚字在此背景下被进一步理解为文法要素，并成为以写作为导向的实践型文章学之重要构成。明人对此认识得更为清晰，晚明文法汇编收录《助语辞》及《文则》的虚字论部分，并视为习文必要之“操觚字法”，表明虚字作为文法的观念在明代得到强化。至清代，尽管出现了“训诂派”与“修辞派”的分庭抗礼，但事实上，如刘师培所说，“高邮王氏、雒山刘氏，于小学之中，发明词气学，因字类而兼及文法”，王、刘二氏的虚字训释也兼顾文章修辞，而体现出训诂与辞章相交叉的特征。

综上所述，古代虚字论的发展基本围绕训诂和修辞两条路径展开。“语助余声”及“弥合文体”两种说法，代表了中世文论对虚字修辞功能的基本认知，也推动古代虚字研究从经学中的字类训诂到古文辞作法的转接。宋元以后，随着文法论的推进，虚字被作为“操觚字法”而纳入近世实践型文章学的建构之中，进而影响清代“因字类而兼及文法”的虚字释义范式。

（节选自龚宗杰《汉语虚字与古代文章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