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道路的图谱上，文化基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文化基因的不同使得各民族文化呈现出巨大差异。中华文化崇尚“以民为本”、追求“天下为公”，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诞生在商业经济之上，以个人为核心，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是一种诞生在农业经济之上，以王权为核心，以民本、统一、德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三权分立的多党制竞争在西方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而在中国则行不通，这已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所证明。我们党一贯重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所蕴含的道德精髓，注重挖掘和阐发“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并将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民本”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重要智慧源泉。
“均富”一直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价值追求。孔子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纵览世界历史发展，一个国家与阶级的堕落乃至毁灭，往往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从而使得两极分化的矛盾日趋凸显，这几乎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共性。实现共同富裕，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必由之路的高瞻远瞩，也体现了对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均富”思想和价值目标的传承，“不患寡而患不均”蕴含着对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期待，自然成为坚持共同富裕基本原则的文化土壤。
和谐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占据重要位置，“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都有和合、和谐、协调的含义。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共识，同党对我国国情、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密切联系，也同历史延续中的中国古人对社会建设的美好要求有关。
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道路的基本特点是把和睦相处、和平发展放在首位。同崇尚竞争和“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和平文化，追求的是“协和万邦”。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是“和平主义性格”的，它与西方新教的扩张性性格截然不同。中国人民在和平文化的影响下，对内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对外重视睦邻友好，主张各国和平共处。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略，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
（节选自夏兴有《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