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复杂概念，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江南的地理内涵与文化意义都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从历史上看，“江南”这个词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即地理江南、政区江南、经济江南与文化江南。
首先是地理的江南，唐代以前，古人对江南的看法基本上是地理意义上的。先秦及秦人眼中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楚地（今湖南、湖北）。汉人眼中的“江南”包括的地域更有扩大，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之外的广大地区，实际就是字面意义的“长江之南”。晋室南渡以后，“江南”地理概念所指的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其次是政区的江南，从唐代开始，江南逐渐演变为一个行政区。安史之乱之后，作为监察专区的“道”逐步实体化，成为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宋代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元代之后，江南主要是作为经济区的江南。明清之后，环太湖地区的东南区域成为备受国家倚重的经济区，所指就是“八府一州”之地，即当时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
三国孙吴立国，特别是永嘉南渡之后，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江南渐次形成。周振鹤在《释江南》中指出，江南具有地域、经济和文化三层内涵。如果说地理、政区、经济的“江南”，其核心在物理空间、经济产业与政治运作体系，是对“何处是江南”的探求；那么想要理解“文化江南”，似乎更应当去关注人们在何种意义或期待上去看待江南，也就是“江南是什么”。
历史地理学家张伟然先生认为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作为独特的文化区域，“江南”是“佳丽地”，是“好山水”，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产植被以及经济地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唐代人心目中这个文化区域所独有的特点。美学研究者刘士林先生则认为“诗情”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文化江南”应当由山、水、诗、书四个维度构成。这里的“诗”是指广义的文学，“书”则是指与书籍撰写、制作、流通、存藏有关的技术、产业与运作制度。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就是江南山、水不断对象化、审美化、人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诗”与“书”是山、水审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作为审美对象与自然禀赋的山水，也为江南文学的发展与书籍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滋养与资源。山水与诗书互相形塑，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文化江南”。作为客体的自然山、水与作为主体创造物的文学、书籍互相成就，互相促进，而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即是这种互相交融的原动力。“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是作为主体的人发现、创造江南的山、水、诗、书的过程，也是江南山、水、诗、书滋养、形塑“人”的过程。
晋室南渡之后，陶渊明在九江发现了田园；谢灵运、孙绰则在浙东发现了山水的价值。“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诗人将山水客体化为认识的对象，发现了山水的价值，而山水融入了主体，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信州所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则更是将山水主体化，让人处于客体的位置，人成了山水的对象。
对于山水与诗（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得江山之助”的命题。中古以降的诗人文士对此多有阐发 ， 认为山、水不仅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风格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诗（诗词曲赋）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正是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一计划为文化浙江，也为文化江南提供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文化一体化的尝试。然而，作为重要文化符号的“书”的研究与开发，还有不小的空间。
书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国的书籍不断向东亚与世界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自中古以降即是书籍生产、流通、存藏的重要区域，造纸、制墨、制笔以及活字印刷、饾版工艺的产生与改进皆与江南地区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又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南地区与书籍生产的相关行业及书籍行业至迟在南朝就非常发达。为何江南书籍业如此繁盛？当然也与江南的山、水、诗有关。一方面，书籍生产依赖于造纸，江南繁茂的竹、木、藤为造纸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江南的水资源也是造纸、印刷业所必需；另一方面，文化、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为书籍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
同时，书籍业的勃兴也造就了大量的文化人与文化世家，江南地区也成为藏书之地，文献乡邦。乾隆年间，四库七阁，江南独有其三既是朝廷对文化江南的肯定与表彰，同时也刺激了江南文化的发展。除此之外，江南还是书籍东传的重要枢纽。我国的书籍通过江南这个区域向整个东亚传播，远传日本、韩国，形成了王勇先生所说的“东亚书籍之路”。
唐代诗人殷文圭《题吴中陆龟蒙山斋》：“万卷图书千户贵，十洲烟景四时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风披瑟瑟罗。”说明在唐代人眼中，江南吴中的代表元素便是“万卷图书”与“十洲烟景”。乾隆年间朱象贤《闻见偶录》云：“专以鬻书为业者谓之书坊，江南、江西、浙江省有之，他处则无，偶有店铺，亦此三省人也。”此皆足以说明，无论是实际的情形，还是在人们的认知与期待中，“书”都是“文化江南”的组成元素与重要表征。
（摘编自冯国栋《江南的山水与诗书》）
春之声
王蒙
简直是神奇。不仅在慕尼黑的剧院里观看演出的时候，而且在北京，在研究所、部里和宾馆里，岳之峰想不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
“给这种车坐，可真缺德！”
“你凑合着吧，过去，还没有铁路哩！”
“运兵都是用闷罐子车，要不，就暴露了。”
“有什么办法呢？每逢春节，有一亿多人要坐火车……”
黑暗中听到了这样一些交谈。岳之峰的心平静下来了。是的，这里曾经没有铁路，没有公路，连自行车走的路也没有。阔人骑毛驴，穷人靠两只脚。农民挑着一千五百个鸡蛋，从早晨天不亮出发，越过无数的丘陵和河谷，黄昏时候才能赶到X城。我亲爱的美丽而又贫瘠的土地，你也该富饶起来了吧？过往的记忆，已经像烟一样、雾一样地淡薄了，但总不会被彻底地忘却吧？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哞——哞——咣气咣气……喀郎喀郎……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
这不就是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吗？男孩子和女孩子，黄眼睛和蓝眼睛，追逐着的，奔跑着的，跳跃着的，欢呼着的。喂食小鸟的，捧举鲜花的，吹响铜号的，扬起旗帜的。那欢乐的生命的声音。那友爱的动人的呐喊。那红的、粉的和白的玫瑰。那紫罗兰和蓝蓝的毋忘我。
不。那不是法兰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乡。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开在了屋顶的灰色的瓦瓴上。如雪，如玉，如飞溅的浪花。摘下一条碧绿的柳叶，卷成一个小筒，仰望着蓝天白云，吹一声尖厉的哨子，惊得两个小小的黄鹂飞起，挎上小篮，跟着大姐姐，去采撷灰灰菜。去掷石块，去追逐野兔，去捡鹌鹑的斑斓彩蛋。连每一条小狗，每一只小猫，每一头牛犊和驴驹都在嬉戏。连每一根小草都在跳舞。
不，那不是西北高原的故乡。那是解放了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那是他青年时代的初恋，是第一次吹动他心扉的和煦的风。春节刚过，忽然，他觉察到了，风已经不那么冰冷，不那么严厉了。二月的风就带来了和暖的希望，带来了早春的消息。
他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睛。分明是法兰克福的儿童在歌唱，当然，是德语。在欢快的童声合唱旁边，有一个顽强的、低哑的女声伴随着。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从X城到N地的闷罐子车上。在昏暗和喧嚣当中，他听到了德语的童声合唱和低哑的、不熟练的、相当吃力的女声伴唱。
什么？一台录音机。在这个地方听起了录音。一支歌以后又是一支歌，然后是一支成人的歌。三支歌放完了，是叭啦叭啦的揿动键钮的声音，然后三支歌重新开始。顽强的、低哑的、不熟练的女声也重新开始。这声音盖过了一切喧嚣。
“你在学外国歌吗？”岳之峰问。
妇女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我在学外国语。”她的笑容既谦逊，又高贵。
“德语吗？”
“噢，是的。我还没学好。”
“这都是些什么歌儿呀？”一个坐在岳之峰脚下的青年问。岳之峰的提问吸引了更多的人。
“它们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女同志说，“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布鲁米——花朵……”她低声自语。
“大家注意啦！”一个穿着民警服装的人上了车，手里拿着半导体扬声喇叭，一边喘着气一边宣布道：“刚才，前一节车厢里上去了两个坏蛋，混水摸鱼，流氓扒窃。有少数坏痞，专门到闷罐子车上偷东西。那两个坏蛋我们已经抓住了。希望各位旅客提高警惕，密切配合，向刑事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车上的乘客像小学生一样地齐声回答。
乘务警察满意地、匆匆地跳了下去，手提扩音喇叭，大概又到别的车厢做宣传去了。
岳之峰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携带的两个旅行包，摸了摸上衣的四个和裤子的三个口袋。一切都健在无恙。
车开了。经过了短暂的混乱之后，人们又已经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人说着各人的闲话，各人打着各人的瞌睡，各人嗑着各人的瓜子，各人抽着各人的烟。她仍然在学着德语。仍然低声地歌唱着欣梅尔——天空，福格尔 qeiwo ：uId： qeiwo ——鸟儿和布鲁米——花朵。
她是谁？她年轻吗？抱着的是她的孩子吗？她在哪里工作？她是搞科学技术的吗？是夜大学的新学员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样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了的时间吗？她做到了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吗？她有机会见到德国朋友或者到德国去或者已经到德国去过了吗？她是北京人还是本地人呢？她常常坐火车吗？有许多个问题想问啊。
“您听音乐吧。”她说。好像是在对他说。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没有揿键钮。在《第一株烟草花》后面，是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醺醺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
（选自《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有删改）
（一）
子问居长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时过之，泛舟吴淞江，游白莲寺，憩安隐堂，想天随先生之高风，相与慨然太息。而子问必挟《史记》以行。余少好是书，以为自班孟坚已不能尽知之矣。独子问以余言为然。间岁不见，见必问《史记》，语不及他也。会其堂毁，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馆。盖植四时花木于庭，而庋《史记》于室，日讽诵其中，谓人生如是足矣，当无营于世也。
夫四时之花木，在于天地运转、古今代谢之中，其渐积岂有异哉！人于天地间，独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静而处其外视天地间万事如庭中之花开谢于吾前而已矣。自黄帝迄于太初，上下二千余年，吾静而观之，岂不犹四时之花也哉！吾与子问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内，视二千余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为己有，营营而不知止，又安能观世如《史》、观《史》如花也哉！余与子问言及此，抑亦进于史矣。遂书之以为记。
（选自《花史馆记》，[明]归有光）
（二）
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以为君子之处世，轻重之衡，常在于我，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而身与之迁徙上下。设不幸而处其穷，则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闾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盖孔子亟美颜渊，而责子路之愠见，古之难其人久矣。
（节选自《陶庵记》，[明]归有光）
静[A]而[B]处[C]其[D]外[E]视[F]天[G]地[H]间[I]万[J]事[K]如[L]庭[M]中[N]之[O]花[P]开[Q]谢[R]于[S]吾[T]前[U]而[V]已[W]矣
①日讽诵其中，谓人生如是足矣，当无营于世也。
②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
海棠花
齐己
繁于桃李盛于梅，寒食旬前社后开。
半月暄和留艳态，两时风雨免伤摧。
人怜格异诗重赋，蝶恋香多夜更来。
犹得残红向春幕，牡丹相继发池台。
路仍然不好走，科考队员祈祷路会越走越宽，但 ① ， 每拐一个弯，路就变得更窄。几辆推车 ② 地坏了，他们不得不来回搬运物资。第二天，科考队终于找到藏羚羊离开峡谷后的路线，并看到藏羚羊在山坡上走动，最先是20到30只，接着出现130多只。如此多的羊在山坡上走动，远远看去就好像风吹着山腰的小麦在摆动。下午，队员们爬上一个高地，放眼望去，山坡上全是正在吃草的藏羚羊，目测大概有1000多只。估计这一带有3000多只，这足以证明这里就是藏羚羊迁徙的最终目的地！科考队跟踪并找到了藏羚羊的生育繁殖地，并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切。这里并不是水草肥沃之地，藏羚羊长途迁徙，到一个条件更为恶劣的地方繁殖，在常人看来，真是 ③ 。
虽然科考队并没有揭开藏羚羊迁徙之谜，但他们的考察结果还是引起了人们的足够重视：由于藏羚羊羊绒在国际市场上的昂贵和抢手，藏羚羊遭到盗猎者的疯狂捕杀，数量急剧下降，濒临灭绝。有识之士指出，只有捣毁藏羚羊羊绒的加工地，彻底取缔藏羚羊羊绒消费市场，藏羚羊才可能真正摆脱灭绝的困境。
敬辞和谦辞是古诗文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来说，敬谦是有章可循的一一“尊彼谦此”。____。____。“足下”意指“脚下”，按说应该是谦词，但这个词却是敬词____。
其实，这两个词之所以能表达出敬意，是出于共同的原因，即尊敬到不能直视对方的眼睛，只能将目光停留在对方的脚下（“足下”），对方尊贵无比，自己只能仰视到台阶之下（“陛下”）；____。
A．有两个词比较特殊，一个是“足下”，一个是“陛下”。
B．这两个词虽然貌似敬谦词中的异类，其实依然符合敬谦词“尊彼谦此”的规律。
C．含“高”（高堂）、“贵”（贵庚）、“令”（令郎）等美好字义的词语常常都是敬词，而含有“卑”（卑职）、“鄙”（鄙人）、“家”（家父）等卑微卑下之意的词语都是谦词。
D．“陛”是台阶的意思，在台阶之下应该是臣子的谦称，但这个词却是对皇上的敬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
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
---蔡元培
从春秋时期的礼乐教化，到近代中国的美育启蒙，审美教育始终是人才培养的组成部分，也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树立起正确的审美观，能够引导我们找准前行的方向，提醒我们坚持行为的操守。
高中三年，语文教材中的名家名篇为我们诠释了自然之美、哲理之美……；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事迹为我们展示着道德之英、信念之美……请结合材料和自己的生活感悟，围绕“谈美”这一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题目自拟，②主题鲜明，③文体不限（诗歌除外），④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