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观测天象过程中对宇宙也有认识，形成了一些宇宙学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盖天说以为“天圆地方”，“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这是对天地结构比较直观的认识。它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很大。汉代成书的《周髀算经》利用影长测量数据，试图把盖天说构造成一个天地几何模型，说明日月出入、昼夜变化等各种天文现象。但由于天地平行和圭表影长“千里差一寸”的基本假设有误，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盖天说对绘制星图、测量天体坐标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汉代有一种星图叫“盖图”，大概就是按盖天说的原理绘制的。此外，天体的赤道坐标在中国古代是“入宿度”和“去极度”，与盖天说并不矛盾。
汉代出现了浑天说，大概出现在太初改历之时。东汉张衡的《浑天仪注》对浑天说有非常形象的描写：“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可见浑天说的本质就是对天球的认识。浑天说对后来天文观测的影响很大。有了浑天说，就有了浑仪，并且有可能在浑仪上加黄道、白道等，使天体位置测量越来越精密。
宣夜说是一种认为宇宙无限的气宇宙论，是汉代的郗萌提出的学说。他认为“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这种宇宙论虽然对天文测量和天文历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启发人们认识宇宙本原和天体演化。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根据这种气的宇宙论提出了关于宇宙演化的猜想。他认为宇宙起先只是阴阳二气，两者旋转摩擦，磨出一些渣滓，结在中央，便形成地。气之清者就上升成为日月星辰，在外周转不停。这个宇宙演化理论虽然还很粗糙，但其气漩涡论却比西方著名自然哲学家笛卡尔的宇宙演化漩涡说早400多年。
中国古代宇宙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天地对应和天人对应。中国古代的星官体系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西方的传统开始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到古希腊时期形成星座体系，以神话中的事物为主。中国星官体系则完全不同，它是把人间帝王社会搬到了天上。天地是名副其实的对应。正是有了这种对应，中国古代的天与人之间才那么接近。“天文”永远与“人文”密切关联，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根本的目的是探究天人关系，正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
（摘编自《中国古代天文学：何为“天极”》）
材料二：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浑盖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比如，古人一直认为天地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从这个理念出发，如果承认这一前提，就得承认盖天说是正确的，因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为地。但古人在争论中，并不以阴阳学说作为判断依据，他们所关注的，是究竟哪种学说更符合观测结果。对此，南北朝时期著名科学家祖眶的一段话可作代表：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隋书·天文志》）
祖暅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与希腊天文学的某些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浑盖之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南北朝时，南朝的梁武帝偏爱盖天说，曾集合群臣，公开宣讲盖天说。对于他的主张，天文学家中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但梁武帝并未采用暴力手段迫害那些不相信盖天说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主张的宇宙结构模式，与浑天说亦不一致，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以佛教学说为依据，强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所信奉的宇宙结构学说的事例。宗教因素没有成为裁决浑盖是非的依据，也没有人因为信奉某种宇宙理论而受到政治或宗教上的迫害。这些，无疑都是浑盖之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节选自《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萧红的时间秤
鲁敏
艺术的高下优劣，其实只有一个衡量标准：时间。时间这杆秤是天地间最宏阔且又是最精准的。
诚然，以萧红在世上停留的长度，不过只能算是颗流星，可她在宇宙间划下的轨迹，却是又深又狠又特别。其笔下，有最小的小与最大的大，有血肉与浊泪，却又天真、大方、细美，看得人心慌。
31岁的她，加一部《呼兰河传》，放在时间秤的那一边，是压得住的。倏忽百年，她或将可以一直压下去，不论时间累加了多少，甚或宇宙都成为一个黑洞。
可是，却又很难写她这个人，每次要写之前，都想着，翻一翻她的东西再说吧，可真正一翻，三分钟过去，三十分钟过去，越看就越不想写了。她都已经写成这样了，还能再写什么呢？除非你大段大段引用她，照抄她，摘录她，甚或就是搬上她的原文。这里头，有一个很为难人的悖论：一个好的东西，它是那么的好，让我们想要由衷地去赞美、传播；但如果这个好的程度，超过了、覆盖了我们——我们再去赞美它，则又是有风险的，也是难以把握的。
可是，她真的其实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人，比我们所有这些老着脸皮在写东西的人都年轻许多。她23岁写成《生死场》，28岁上写的《回忆鲁迅先生》，29岁写的《呼兰河传》与《小城三月》。
这么算一算、比一比，我们就好像全都没有活过，或者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在写标点符号，字都还没写出来呢。
最近碰到一个前辈，他问了问我的创作，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嗯，40岁以前还没有写出成名作的，恐怕也就没什么成名作了。当时好像还不以为然的，面上无所谓地笑笑。可回家来一想，即刻浑身是汗，几天都难以释怀，感到时间的残酷，感到为灵感所奴役的悲剧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对萧红，我的感受是复杂的，说羡慕或妒忌都不合适，也不准确，不如勉强说是拍案称奇：她的身世，她的文学，她的生死，这是绝对不可复制、不可模拟的宿命。
尤其是她的死，恐怕所有的人都为之难以释怀吧，何以，竟是在31岁上就死了？以一个在当时并不算是大恶疾的肺结核，在医疗还算先进的香港，并有史沫特莱、柳亚子、端木蕻良等人的关照或张罗，却偏偏遭遇庸医误诊、医院冷淡、转院不力、战争纷乱等殊情，像是不同方向同时收紧的绳索，最终将她合力致死。
可是，甘冒冷酷心肠的名声，我要说一句：甚或她这样凄惨的离世，也让我称奇，并以为这是最恰当的——似乎，老天爷也暗中考量过了，都已经写出了《呼兰河传》与《回忆鲁迅先生》了！比起那许多活到耄耋之年的写字人，她的生命好像竟已经是够了的！
然而，我们能不能做一种假设。
假设萧红没有死，她竟从那家红十字会临时医院里给抢救过来，她健康起来，在战争中幸存，并一直活下去，活到了抗战胜利，继而又活过了国内战争，随后又历经着种种的政治变幻，并侥幸地奇迹般地九死一生，并且，像许多少时苦但老来寿的人一样，她顽强地活到了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
就那么地，她一直活着；还在写她的东北，写那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难与黑。也许不了，她写香港，写上海。也许她写她自己，写她曾有的爱与将至的爱，写她死去的孩子或新生的孩子。写她不认识的其他的中国人，写中国人后来这六十年的新“生死场”。又说不定，她去了他国异域，在更遥远的地方，写着她随便想写的什么，她会像是杜拉斯或是莱辛，就算到了晚年，仍用着她最自由最天性最神奇的笔触，追踪世情的苍茫与酷烈……
这么一想，马上又要推翻刚才的“拍案称奇”了，忽然感到巨大的丢失感，丢了贵重东西的心悸感——要是她还在，以她二十八九岁时的才情，做一个线性的逻辑类推，想想看，我们的小说史、我们的阅读史、我们中国的文学箱子，乃至世界的文学箱子，丢了多大多贵重的一份好东西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她后来没有再写了。历史，总是最为喜怒无常、不讲道理的，有太多的可能性——或许她忽然就索然了、想撂笔了，也或者，她选择完全地成为一个家庭里的母亲了。也或者，随便她写了什么或不写什么，到后面，她将被供起来、抬上去了， “被”做起了世纪老人、文学祖母等，也未可知。
这能够接受、能够想象吗？
故而，从审美上看，从人性与世情上看，她那样地戛然而止，于萧红，于文学，于观者，于评者，于历史，可能倒算是好的。
写此文时，查了下以前的日记，发现我是在八年前才看的萧红，在个人的阅读中，其所占比重实在是小，受她多少影响，或也谈不上。
但好东西就是这样，随时可以看，随时看都不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年纪上看它，它自有它不同的意思。
话题就又回到了时间。在时间这里，萧红的红，是不褪色的。
（节选自《纪念萧红百年诞辰特别奉献专辑》）
材料一：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
（节选自《庄子·至乐》）
材料二：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①酒，瀹②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节选自苏轼《超然台记》）
【注释】①秫（shú）：黏高粱，可以做烧酒。有的地区就指高粱。②瀹（yuè）：煮。
处之A期年B而貌C加D丰E发之F白者G日H以反黑
①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
②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弈棋二首呈任公渐【1】
黄庭坚
其一
偶无公事负朝暄，三百枯棋共一樽。
坐隐【2】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
簿书堆积尘生案，车马淹留客在门。
战胜将骄疑必败，果然终取敌兵翻。
其二
偶无公事客休时，席上谈兵校两棋。
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3】化粘枝。
湘东一目【4】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
谁谓吾徒犹爱日，参横月落不曾知。
【注释】【1】任公渐：任渐，黄庭坚的好友。【2】坐隐：与下文“手谈”都指下围棋。【3】朝甲：蝉蜕。【4】湘东一目：南朝梁湘东王萧绎，自幼盲一目。围棋中，棋子在棋盘上围成的空白交点称为目。围棋需有两目才能成活，一目就是死棋。
①“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和“石之铿然有声者”句式相同。
②“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和“吾又何能为哉”句式不同。
③“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和“遂见用于小邑”的句式相同。
④“以致其性焉尔”和“悦亲戚之情话”中的加点字活用用法不同。
⑤“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和“来吾道夫先路”中的加点字都是通假字。
⑥“甚善 ， 名固我当”和“善万物之得时”中的加点字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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