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儒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方儒士大多濡染玄风，注重探寻玄学义理；北学严守汉儒传统，注重名物训诂。
南、北儒士研习经书，偏重不同的注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以《左传》为例，南朝流行“杜预注本”，北朝流行“服虔注本”。然而，南梁崔灵恩常引用“服虔注本”来诘难“杜预注本”，引领论辩之风。北魏有名儒“兼读杜、服，隐括（修订）两家，异同悉举”。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常互派使节，他们也往往借机相互考校儒学。
隋灭陈后，将大量士人迁至北方。隋炀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洛阳）之下”，胜出者多为南方儒士。其后他们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唐初，“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太宗下诏统一五经文本和注释。孔颖达兼采南北，撰成《五经正义》，高宗时颁行全国，成为官方经学定本。
材料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在周游列国遭遇困窘的情况下，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曾向鲁国、齐国的音乐大师学习，并有深刻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史载，孔子整理的《诗》305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强调“正音”“雅乐”，反对靡靡之音。他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乐教”不仅仅是声乐、器乐、歌舞等形式，而且是育人才、齐风俗，实现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据《史记》等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官修的正史、实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各种史料。他另外撰成《资治通鉴考异》，说明取舍史料的理由。以下是《考异》的几个事例：
材料一 关于隋末名将薛仁果的名字，《考异》提到《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集》写作“仁杲”，《太宗实录》写作“仁果”。而唐太宗陵墓前有石马六匹，其中一匹的铭文为“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考异》认为石马铭文“最可据”。
材料二 关于唐玄宗的生日，《考异》提到《玄宗实录》记载的是八月一日，但通过查询历法发现这一时间有误。玄宗时文人顾况有诗曰：“八月五夜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即皇帝）。”故而《考异》认为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
材料三 关于吐蕃赞普世系，唐代林恩撰写的杂史《补国史》记载，唐文宗时吐蕃彝泰赞普去世，其弟继位。此事《文宗实录》《旧唐书》都没有记载，《考异》参照《补国史》编入。
——据《唐律疏议》
材料二 清入关初，曾依照《明律》并参酌关外旧制，制定法律；至乾隆时期，修成了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大清律例》。乾隆在《大清律例》序文中说，法律“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惧”，更在于“弼成教化，以洽其好生之德”。清代还制定了《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使司法管辖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维护了法律政令的统一。
——据《大清律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