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11世纪，西欧各地兴起了众多新兴城市。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明代北京城各门通什么车，都有规定。正阳门大多走皇轿或宫车，因皇帝和大臣出宫城往往经千步廊出正阳门……崇文门大多走酒车，因南郊烧锅制酒。朝阳门走粮车，因南方的大米经运河到通州，然后顺大道拉入朝阳门……安定门走粪车，因靠近地坛，东、西、南三面均有粪场，晒干后卖给农民肥田……阜成门走煤车，从西郊门头沟挖的煤，进阜成门较为顺当。 ——贺树德《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特点》
材料三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居民将粪秽等生活垃圾直接倾入河中，固体废弃物的增加使街道的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 自由放任主义影响下的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各种城市问题持漠视态度，致使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城市中滞后的卫生防疫措施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 —[美]洛瑞·克莱门《美国公共卫生》等
材料四 清末，有很多部门负责管理北京的街道与沟渠、河道，“严且备矣”，但“究其实，无一人过问”，以致北京城“粪土载道，秽污山积”，“洋人目之为猪圈，外省比之为厕屋”。清政府每年出资修缮，并向商民收取巨款，但款项皆被官员私吞，并没有真正用于街道等的修缮。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令“各衙门即行查勘、估修，以壮观瞻，并大清门、正阳门外，菜蔬鸡鱼摊肆，一概逐令于城根摆设”。对此改革，“官吏闾民，皆称不便”，更有官吏怂恿百姓联名反对。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开始将中医带至更远的中亚乃至欧洲大陆，但还只是零星的，松散的，规模不大，不成体系，但一部分药材作为重要商品也非常受欢迎。 当阿拉伯人经由海路来到这个东方的富庶之国，大量的药材也随着浩浩荡荡的商队漂洋过海，先是被运往阿拉伯，随后转销欧洲和北非，中医也同这些药材一起，被介绍到商队途经的各地。在这些地方，中医知识为当地医学吸收、借鉴，为当地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直至17世纪，西方旅游者、外交官特别是传教士开始大量、系统地翻译中医典籍，中医在欧洲引起了普遍关注。 —于智华《中医》
材料二 与宋元时期政府在疾病救助上相对积极的政策相比，人口更多、瘟疫更为频繁的明清时期变得日渐消极了。瘟疫的救疗在技术上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在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官方实际上难以全面担负起复杂的疫病防治责任。与之相反，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其中的乡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对维护瘟疫中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代江南平均每年有2.44县次发生瘟疫，但在《清实录》中却鲜有反映。 疫情无法“上达天听”，匿灾不报、粉饰太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摘编自余新忠《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材料三 1895年，德国人伦琴发现了X射线，几乎在同时被应用到医学领域，可视化诊断方式开始进入到医生们的视野。
1916年《博医会报》（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华创办）上，马士敦医生以“中国缠足之恶”为题，对中国的缠脚风俗进行了报道，并利用X线技术对缠足产生的危害作了说明。
《科学画报》1933年在上海创刊，蔡元培、竺可桢、吴有训、茅以升等都曾是该杂志的撰稿人。经统计，1933年至1949年，《科学画报》中有关X射线知识的文章就有数十篇。
1937年，柯达公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投放了X光机系列广告。其中一则广告写道：“在病家未得放射线照相检验之利益前，殊少拒加手术或治疗者。盖经放射线摄影后，其精确之结果，即可消除一切疑虑，而病状实情得以格外明了也。”近代以来，中医逐渐边缘化。 民国时期陆续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如“废除中医中药”“废医存药”“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摘编自张大庆、陈琦等著《近代西医技术的引入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