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11世纪,西欧各地兴起了众多新兴城市。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明代北京城各门通什么车,都有规定。正阳门大多走皇轿或宫车,因皇帝和大臣出宫城往往经千步廊出正阳门……崇文门大多走酒车,因南郊烧锅制酒。朝阳门走粮车,因南方的大米经运河到通州,然后顺大道拉入朝阳门……安定门走粪车,因靠近地坛,东、西、南三面均有粪场,晒干后卖给农民肥田……阜成门走煤车,从西郊门头沟挖的煤,进阜成门较为顺当。 ——贺树德《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特点》
材料三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居民将粪秽等生活垃圾直接倾入河中,固体废弃物的增加使街道的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 自由放任主义影响下的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各种城市问题持漠视态度,致使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城市中滞后的卫生防疫措施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 —[美]洛瑞·克莱门《美国公共卫生》等
材料四 清末,有很多部门负责管理北京的街道与沟渠、河道,“严且备矣”,但“究其实,无一人过问”,以致北京城“粪土载道,秽污山积”,“洋人目之为猪圈,外省比之为厕屋”。清政府每年出资修缮,并向商民收取巨款,但款项皆被官员私吞,并没有真正用于街道等的修缮。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令“各衙门即行查勘、估修,以壮观瞻,并大清门、正阳门外,菜蔬鸡鱼摊肆,一概逐令于城根摆设”。对此改革,“官吏闾民,皆称不便”,更有官吏怂恿百姓联名反对。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