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民初活跃于国会中的政党，可大致分为激进、保守二派。激进派的政党，严格说来，只有同盟会和国民党。统一共和党在并入国民党以前，是骑墙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的；民宪党则系由国民党分出。……统一共和党的党员虽有不少原属革命派，但以出身立宪派和旧官僚者为多，故在态度上较同盟会为温和。……与同盟会合组国民党的其他小党派，亦大多不是起于理想相同，而是因为眼见国民党将能在政坛上占优势。……至于正式国会后期出现的民宪党，虽系自国民党分出，但以吸收了许多进步党党员，在态度上亦较温和。作为激进派政党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是使民初国会发挥功能的主要力量。如果在野党的功能是以言论和立法来监督政府，并以诉诸选民的办法促使执政者重视国利民福，同盟会和国民党确是具有这方面的资格与潜能。但以执政者无限制的伸张行政权，在野党和立法者愈伸展其监督权，结果使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当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而又不能取决于选民时，政治的危机即升高。民初国民党之策动“二次革命”、以及“二次革命”失败后执政者一意伸张一己的权力，均为政治走势走向两极端的表现，亦为政治危机升高的表现。结果是两败俱伤。
——张玉法《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材料二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材料一 《唐律疏议》颁布于唐高宗永徽二年，《法学阶梯》制定于查士丁尼皇帝期间。这两部分别代表古代东方与西方法律秩序的著名法典，其历史命运却有所不同。在近代东亚法律变革以前，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华法系一直是整个东亚地区实际运行的法律体系；而《法学阶梯》逐渐湮灭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尘埃中。当人类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时，它们的命运又发生了变化；《法学阶梯》以及罗马法的其他部分被重新发现并开始复兴；19世纪中后期起，中华法系从外围开始瓦解。
——摘编自张中秋《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的原理及其哲学比较》
材料二 1911年，清政府编纂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在法典结构、原则、制度与内容都与1900年《德国民法典》有诸多相似，是我国第一部近代民法典。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施行，沿袭《大清民律草案》编纂体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引入苏联民法理论，制定民法典。其后经过五次编纂修订，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完成立法程序，它在法典的体系、原则、制度与内容诸多方面都有超越之处。
——摘编自王立民《中国百年民法典编纂历程与启示》等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以来，虽然颁布了一些民事法律、法令，且1791年宪法也明文规定“应制定一部为全国所共同遵循的民法典”，但由于政局动荡，法典编纂不可能系统地进行，加之有关法典编纂的意见纷纭，难以统一，故由著名法学家康巴塞雷斯领导起草的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三个民法典草案都未能获得议会通过。直到1799年拿破仑上台建立执政府，有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制定民法典的时机才最终成熟。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将若干个单行法合并一起，定名为《法国民法典》公布施行。
——摘编自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律史研究》
材料二 具体就当时国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人而言，拿破仑战争使他们认识到共同地位，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1814年，法学家蒂堡提出了应仿照《法国民法典》尽快编纂德意志人的统一民法典。他认为：“每一位爱国者便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一个愿望，即通过德意志人自己的力量完成一部简单明了的法典，它最终可以根据民众的需要而恰当地建立和巩固我们的民事状况；还有，要有一个由所有德意志政府共同组成的爱国组织，使得整个帝国永恒地得到相同的民法制度所带来的幸福。”他还认为：“这部法典有望在两三年或最多四年之内完成，因为在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的法典中，在萨克森和拜恩不久前制定的法律中，已经有了那么多极为有益的准备工作，以至于现在就可以说很多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然而，该提法的落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番论战，伴随着欧洲形势变化、德国统一进程的加速以及几代法律人的不懈努力，1900年《德意志民法典》正式施行。
——摘编自哈斯巴根《中国民法典民族性的型塑》
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从西汉至清代的各朝帝王，都没有摒弃分封诸侯、屏护中央、面南为天下共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惟我独尊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据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整理
材料二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封建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据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