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按照1977年的相关规定，高中教师应达到本科毕业水平，初中教师应达到大专水平，小学教师应达到高中或中师水平。
材料一 推行农业现代化是罗斯福政府的重要任务。1929年，“已经处于萧条状态的农业”收入下降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受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苏联的发展等因素影响，美国政府给予农场主大量补贴以供其购买机械。1930—1940年，拖拉机的数量从92万台增长到156.67万台。1930年，用上电的农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0%，而这一比例到1940年、1945年和1948年分别为34%、50%和近90%。罗斯福政府还设立了土壤侵蚀局，成立了一支自然资源保护团来防止肥力衰竭和土壤侵蚀。
——摘编自【美】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上卷）》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种田，通过兴修水利、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致力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科学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批成熟期不同的水稻良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64年，袁隆平开始进行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1973年，他成功自主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截至1989年，中国已向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地区）转让了这一技术。
——摘编自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等
材料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其演进过程可从以下几个角度予以探究。
角度 | 内涵 |
从中华民族发展趋势看中国的民族关系 | 中国历史发展脉络表明，各民族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交往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明显，关系越来越紧密。 |
从统一和分裂看中国民族关系 | 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民族交融都在发展。 |
从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看民族关系 | 从中国历史上先后实行的民族政策看，多种类、多层次的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并存，保证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有差异的民族共聚于一个国家之内，内聚成了中国统一的格局。 |
从历史传统看民族关系 | 各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
——摘编自史金波《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刍议》
从材料中任意选取一个角度，结合具体历史阶段得出一个观点，并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写出选取的角度，观点明确，阐述须有史实依据，逻辑清晰）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材料 汉宣帝时，先零羌与匈奴联合，大举攻汉。赵充国以七十六岁高龄统兵出征，他提出“帝国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属将金城率骑兵进湟水，首战告捷，控制战略要地。而后，晓谕群羌，“大兵诛有罪者，明白有别”。同时，释放俘虏，使诸羌“宣天子至德”。“诸羌先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先零羌败退至南山和青海湖以西据险以持并指日而待。赵充国罢骑屯田，“所降复得五千余人”。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秋，诸羌“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余羌悉平。赵充国请旨在归降诸羌中封王、侯、君，置金城属国，并设属国都尉治理之。属国都尉下设千人、司马、侯，千人以下首领一般均由羌人自己担任。在地方行政建制上，设破羌县和河关县以加强管辖、扼束羌人。
——摘编自苏药《简论赵充国安羌定边的战略与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