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修辞？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地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就是把语言材料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告诉别人一件事，说明一个问题，或者表示一个意见。语言材料很多，在表达的时候，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比如说，有个小孩很灵敏，很好玩，我很喜欢他。要把我对他的印象说出来，用什么词儿呢？用“灵”“机灵”“伶俐”“很鬼”“很有心眼儿”？或者用一般常说的“聪明”？这就有个选择，从中选一个最足以表示我对他的印象的说法。说一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可以说“这个小孩真聪明”，也可以说“这个小孩真不笨”，这又有所选择。“他心灵手巧，样样都行”，这句话很整齐；“他干什么都很出色，真行”，这句话不像上一句四个字四个字的，不整齐，但是也可以，也不错。我们可以很平实地说出对一个孩子的印象，“他举止动作活泼灵敏”，也可以打个比方，“这小孩真麻利，活像个小猴子”。这是随便举几个例子，从用词到说一句话、一段话，这里边可以选择的方面很多很多。认真细致地选择，并且能很迅速地选出最需要、最适当的说法，就是修辞的能力。上面举的是日常生活中无关重要的话。说重要的话，讲重要的道理，发表重要的意见，也需要选择，越是内容重要，越需要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很重要，应该具有这种能力。修辞不是把话这么装饰那么装饰，更不是自己制造什么花样翻新的说法，只不过是从现有的语言材料中精心选择而已。创造性地运用是可以的。所谓创造性，是指在选择运用之中有独到之处。
（摘编自张志公《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
选文是如何向读者介绍“修辞”的？在主题上，它与课文《修辞立其诚》有何不同？
人的天性虽然是隐而不露的，却很难被压抑，更不可能被根绝。即使勉强施以压抑，也只会使它在压力消除后更加猛烈。甚至道德和教育的力量也很难完全将它约束，只有长期养成的习惯才能多少改变一些人的天生气质和性格。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某种天性，那么你开始时制定的目标既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目标太大会由于受到挫折而灰心；目标太小则会由于收效缓慢而泄气。在努力中不妨做些能鼓励自己情绪的事情，犹如初学游泳者借助漂筏一样。在取得成效以后，就要从严克制自己，就好比练功的人缚着重物走路一样。其实苦练比实用还难，但其效果却更好。如果某种天性太顽强，太难克服，那么可以考虑以下办法：
㈠要长时间严格地约束自己。
㈡一点一滴地逐渐做起。
当然，如果一个人有毅力和决心，能断然强制自己彻底根除不良习性，那是最令人钦佩的——灵魂最自由的人，就是那种一举挣断锁链的人。
此外古人还认为，矫枉不妨过正，用相反的习惯来改造天性，收效也很不错。只是要注意，那另一极端最好不要是又一种不良习惯才好。
在建立某种好习惯的过程中，不宜过于紧张，以便有机会可以时时回顾一下努力中的成绩和失误。人不能过分相信可以完全克服一种天性。因为天性是狡猾的，它可以在你警惕时潜伏下来，当你放松时又偷偷溜回来。就像伊索寓言中那只猫一样，虽然变成一个女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餐桌前，但当看到老鼠出现的时候，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扑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应该有意识地避免这种现原形的机会，或者干脆高度警惕地多用这种机会考验自己。
人在独处时要谨慎。只有在面对自我的时候，人的真性才最容易显露出来。因为那时他不必掩饰。在激动的情况下，也易于显露天性，因为激动使人忘记了自制。另外在脱离了所习惯的环境而处于一种不适应的新境遇时，人的真性也可能显露出来。
（摘编自培根《论天性》）
亚里士多德说：“习惯实际上已成为天性的一部分。”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看法。
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思考推理、传承文明、身份认同。人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
社会生活中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需要语言。商贩用语言叫卖商品，教师用语言教授知识，医生用语言探查病情。俗语“好马出在腿上，好人出在嘴上”“三寸舌胜过百万兵”，就是指语言发挥出的极致的交际作用。当然，中国文化更重谨言慎行，言行合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光说不练假把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交际生活中人们为界定社会关系也需要语言。《论语》中有“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就是提醒人们在交际生活中要了解对方。中国人素来注重说话的场合和彼此的关系，以界定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精神生活中人们思考推理、认知外界需要语言。“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没有语言，概念没有依托，推理进程很难进行。语言是认知成果的储存场所，思维的成果也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精神生活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也需要语言。《荀子》云：“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言价值无可比拟，千百年来语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慰藉。
文化生活中人类创造、记载、传播文明更需要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就是在习得这一民族的文化，每一种语言都蕴含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生态。今天，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已经成为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语言在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共同的语言身份将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即使身处他乡也能得到社会的归属感和心理的慰藉。小说《最后一课》中，面对母语教育权利被剥夺，法语教师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语言是把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是使民族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人类既生活在物质的世界中，也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绚烂多彩的社会生活，抽象繁复的概念推理，复杂多变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语言来书写和描述。语言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把人类同周遭世界联结在一起，把人类的精神世界联结在一起。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跟语言相融、相连，正如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生活里的语言灵动活泼，构成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语言有多丰富，生活就有多精彩。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说书人
师陀
我第一次看见说书人是在这个小城里。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他说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说十字坡更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他的声音不高，并且时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时候他要学鲁智深大吼，喽啰们呐喊。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
这无疑是一种贱业。我不知道别人对于这种职业抱的态度；但是如其有人教我填志愿书，我会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踌躇的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
我很难说出所以要如此决定的理由；也许这是唯一的理由，我觉得这种职业可爱，另外，或者我应该说我被他迷住了。
实际上我们全被迷住了。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其实只剩下大盗刘唐或莽夫武松——这时候，即使过后回想起来，还有什么是比这更令人感动的？一切曾使我们欢喜和曾使我们苦痛的全过去了，全随了岁月暗淡了，终至于消灭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等到我们稍微安闲下来，便在我们昏暗的记忆中出现，永远顶生动顶有光辉。跟这些人物一起，我们还想到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天下至大，难道还有比这些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上的种子更难拔去的吗？
时光于是悄悄的过去，说书人所有的仍旧是那把破折扇，那块醒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我每次到这小城里来第一个总想到他。渐渐的他比先前更黄更瘦；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吐血。间或他仍旧吼，但是比先前更衰弱，他的嗓子塌了，喑哑了。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
“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
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年老的一个跟着一个死了；年少的都长成大人，他们有了大人的职务，再不然他们到外乡去，离开了这个小城。而最重要也是最不幸的，乃是他时常发病，他不能按时开书，有时候他要在中间停好几天。
最后一次我到这小城里来，就在不久以前，我已经好几年不曾听说书人的书。我到城隍庙里（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在月台下面，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我感到一阵失望，城隍庙原先我们看来多么热闹，现在又如何荒凉；它的大殿原先在我们心目中是多么雄伟，现在又如何卑陋；先前我们以为神圣的现在又如何可怜了啊！
“说书的还没有来吗？”我忍不住问。
卖汤的说他正害病——
“他好几天没有来了。”
第二天说书人死了。我正在城外漫不经意走着，一副灵柩从后面赶上来，我停在路旁让他们过去。他们是两个杠手，另外跟着个拿铁铲的。
“你们抬的是谁？”
“说书的，”他们中间有人回答。
“说书的死了？”
他们大概认为我的话没有意思，全不作声。
“他怎么死的？”因此我接着问。
“吐血。”
“他病的很长远吗？”
“不，不长远，七八天前他还说书。”
“他家里人呢？他家里有人吗？”
“他压根儿没有家。”
“那么他也没有儿子吗？”
“谁知道！我们没听说过。”
他们顺着大路到郊野上去。天气是很好的，大路上照满了阳光；游丝在空中飞动，有的挂在草上；郊野上，一望几乎看不见行人。我跟在他们后面。这所谓灵框，其实只是一卷用绳子捆着的芦席，说书人的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
我们全不说话。不久便越过一个土坡，在乱葬岗上停下来了。就在这里，他们在荒冢中间掘了个坑，然后把说书人放下去，将泥土送下去。
“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当他们把说书人放下去时候，内中有一位嘲弄的说。
我在旁边看着，毫不动弹的站着。一点不错，说书人，现在你的确应该带着你的书到地下去了；但是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你感动过多少人，你给了人多少幻想吗？你也曾想到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创造了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侠义勇敢的天地吗？埋葬的人走了，郊野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十字坡现在在哪里？小商河在哪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又在哪里？凡是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这些事先前在我们感觉上全离我们多么近，现在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二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对举，始于庄子。）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是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很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的问题。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关于“修辞立其诚”的内涵有多种解说，尚无定论，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表达。简而言之，就是怀真诚之心，发出来自心灵的声音，讲真话。
小说家卡佛说，写作或其他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述，它是一种交流。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他拿起笔，以文字发声，诚挚而坚韧地与外围交流时，他便从个体的孤立中走出，与外围发生了碰撞、融合或抗衡。总之，作者与生活是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不能不说，再个体的文字，也是有意义的，而这已足够。那些源自心灵的文字，其实已在日积月累中，自觉不自觉地与生活发生关联，并参与良性生活的构建。
生活承载的时代感严峻地摆在每个作者面前，我们该如何去对待？这一问题涉及文字的担当性。
纳博科夫在《文学艺术和常识》中这样说道：有时，在事物的进程中，当时间的溪水变成一股混沌之流，历史的洪荒漫过我们的地窖，认真的人们总要在作家、国家和宇宙之间寻找内在关系，而作家自己也开始为他们的职责忧心忡忡。他在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不是私人的。每一个作家拿起笔时，都会出于本能地进行有关生活、命运、环境、时代、精神等等的思考。这些东西看似芜杂又虚妄，却构成了作家的创作资源和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正是因其具有芜杂又虚妄的特性，作家内心才会有困惑、痛苦和挣扎。真正的作家会为文字只停止于表象描摹而不安，从而在对命运处境作深邃思考上不断努力并清晰地将其呈现出来。
从这层意义上讲，说真话，发出心灵的声音，实际上就是充分表现心灵探索的深度，构建灵魂的高度，并发散情感的温度，书写出时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我们处在历史绵长、文化驳杂、物质与精神越来越背离的时代，可以说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形势相当严峻。这当然是限制，但也恰恰是机遇。它在砥砺作家真诚面对，“修辞立其诚”，创作出具有担当的文字，收获大情怀大境界。
（摘编自朱朝敏《修辞立其诚》）
材料三：
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时不能只讲真话。
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都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摘编自李贵富、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____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____，始于庄子。）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 ）。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____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仅仅是表示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本质的事物现象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____，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与前面两种一文一武、亦静亦动的方式不同，在文艺复兴之后，还有一些文人向儿童投去了更为温和的目光。①（ ）。他所倡导的自然主义式的儿童教育，似乎让人体会到成人面对孩子的立场终于开始发生逆转。成人不再仅仅执迷于展现自己在智力、体力、权力方面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感，②（ ），开始倾听孩子的声音。成人和孩子，似乎终于成为平等对话的伙伴。除了《爱弥儿》这本____的名作之外，其实卢梭的另一本书《植物学通信》更富有童心和童趣，其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纯真质朴的感情，甚至令它超越了时下绝大多数忸怩作态的所谓“童书”。读着读着，一幅____的画面就清晰地浮现出来：卢梭正拉着表妹的小手，跟她一起穿行，徜徉于____的植物世界，仔细辨认花朵和茎叶的形与色。读着读着，似乎两个人的角色正在发生逆转。这个美好的、未受人间污染的自然世界，不正酷似儿童那____的心灵世界吗？他引领着孩子去探索自然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正在唤醒自己内心深处那段久已逝去的童年记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