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成功飞天，确保在距离地面大约500千米左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分辨出高能电子和测量它们的能量来源奠定坚实的基础。人们赋予它这个诗意的别称“悟空”，它的出现，让科学家似乎隐隐看到了这个暗物质幽灵留下的半个身影，内心激动不已。
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日，这一争论冲上了微博热搜。经考证，“斯”与“是”的意思区别不大，那么是否还有必要较真呢？当然有必要。中学语文老师对于古文学习经常是“①____”，背诵默写一个字都不能错，这也是今天网友能够展开论辩的基础。对“斯”与“是”的较真，未尝不是中学语文学习习惯的延伸。当然更多的，还是出于捍卫经典原貌的本能，是对“是”的探索，是对“真”的重视。有网友为了找出“斯人”，大量翻找古籍刻本、教材教辅，甚至连汉语语料库都查了一遍。有疑惑就找证据，有问题就找答案，这种“较真”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越对“斯”“是”二字的区分。历来诗人学者都注重推断文字，汉语博大精深，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用法、丰富的含义，一字之差常常谬以千里，对“斯”“是”的辨析，是求是精神的传承，更是考据传统的继承。
在网络时代，求是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在网络传播中，以讹传讹的情况十分多见。比如最近某影视剧中一句“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大为流行，但原句是“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还有不少网友对多音异形的字②____，张口乱读、随手乱改、误用错用，伤害了字词原本的意蕴，亵渎了汉字文化。汉字有其严肃性，③____既要凭考据说话，还要辨其含义。字斟句酌中不仅辨了字形，也能够让人重新审视古文之美。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埋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兵实思想。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
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问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哀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曼德维尔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大自然不赋予人类以怜悯心来支持他的理性，那么，人类尽管有种种美德，也终归会成为怪物。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的是，人类的种种社会美德（曼德维尔否认人类有这种美德）全都是从这个品质中派生出来的。的确，人们所说的慷慨、仁慈和人道，如果不是指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怀抱的怜悯心，又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深层次的意义上看，人们所说的善意和友谊，无非就是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所抱有的持久的怜悯之心而已，因为我们希望某一个人不受苦，不是希望他幸福，又是希望他什么呢？即使说怜悯心真的只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受苦的人着想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在野蛮人心中不明显，但甚强烈；而在文明人心中虽较明显，但很微弱）。这种说法，除了更加有力地证明我的论点符合真理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的确，在旁边观看的动物愈是对受难的动物的痛苦感同身受，它的同情心便愈是强烈。很显然，这种感同身受的程度，在自然状态下比在理智状态下更真切得多。理智使人产生自爱心；而加强自爱心的，是头脑的思考。自爱心使人汲汲于关心自己，使他远离一切使他感到为难和痛苦的事物。哲学使人孤独，使他在看见一个受难的人时，竟暗自在心中说：你想死就死吧，只要我平安无事就行了。只有整个社会的危难才能惊醒哲学家的沉睡，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即使有人明目张胆地在哲学家的窗前掐另一个人的脖子，他也能若无其事地用手捂着他的耳朵，稍加思索之后，便不让他心中激动的天性使他对那个被杀害的人表示同情。野蛮人绝没有这么高超的本领；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智，因此，他总是一往无前地发挥人类天然的感情。在社会动荡不安时，在街头发生争吵时，奔赴现场的总是平民，而行事小心的人却往往避而远之；把打斗的双方拉开，挺身出来阻止诚实的人们互相厮拼的，往往是市井小民和菜市场的妇女。
材料一：
作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修辞立其诚”，“修辞”当取何意？根据《周易》“卦辞”、“爻辞”，《文心雕龙》“祝史陈信，资乎文辞”、“修辞立诚”，“辞”取“文辞”意。“修”字貌似浅显却张力弥满。《说文解字》释“修”曰“饰”，有“拂拭”“去其尘垢”和“文饰”“加以缛采”两重含义。如果将“修”的对象锁定为“内”和“外”，或“心”与“文”，则第一重含义是对“内”、对“心”而言的。亦如儒家思孟一系的心学表述，重视内在之“质”，“修省”“反身而诚”。“修”的第二重含义对“外”、对“文”而言，在“质”的基础上强调“文”，强调打磨、装饰和匠心，追求尽善尽美的艺术作为。由此可见，“修”字概括了中国文学两种表达范式，即偏向自然与倚重藻绘两个维度，偏重于反求内心之真与倾向于追逐外饰之美两条路径。“修辞立其诚”中的“修辞”亦因“修”的两重含义、两个维度、两条路径对中国的文学真实观念产生影响：“修省”与“修饰”之间的张力就是文学表达中“真”与“美”之间的张力，就是既要穿过语言的文饰而抵达“真”与根本无法穿过语言，甚至只能宿命地在语言之中朦胧其“真”、文饰其“真”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中国文学真实观念实在“饰”与“拭”、“诚”与“辞”的沉浮起落、矛盾紧张之中展开。
“立诚”在语义上也有迷人的内在紧张。《尔雅》训“诚”为“信”，真实诚笃。“诚”还指虔诚。《礼记》：“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诚”的信、真实诚笃、虔诚诸义，皆经验性的“诚”。与之相对应的是，真理性的“诚”，既是天地之本质，又是人间常道，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与“道”相近。《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中国文论而言，经验性之“诚”与真理性之“诚”，一者归趋文学之审美属性，叙述自我、体认自身，偏于抒情言志的经验真实；一者引领文学仰望、融入天地人间之道，偏于以担当责任、传承道统、捍卫人间秩序为现实标的之真理真实。
厘清“修辞”与“诚”各自的含义，还须剖析“修辞”与“立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单句还是两个单句。仅在《周易•乾卦》中逡巡，答案难觅，应当在更大的空间里探究“修辞立其诚”确切的内部关系。从传统之总体倾向和先秦其他文献组成的大视野中看，“修辞”与“立其诚”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合一”关系，即“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单句而非两个单句，是一事而非并列之二事。在“诚”与“辞”之关系中，“辞”从属于“诚”，“辞”以“诚”存。所谓“修辞立其诚”，就是以文辞之修饰或修省实现对内心经验性或者宇宙人间的真理性的表达。
（摘编自姜飞《修辞立其诚——中国文学真实观念的历史和结构》）
材料二：
“修辞立其诚”中“修辞”何指？孔颖达从“居业”的角度将其释为“修理文教”。“文教”为“文治教化”，含有政、教两方面的含义，不是一般的语言修饰，而是一种职务活动。从“修辞立其诚”的出处《易传》来看，修辞是从巫史的作辞、正辞、用辞发展而来， 并且《易传》所云之“辞”，是圣人用来揭示卦爻的特定含义的语言，它不仅包含着圣人对卦爻的深刻理解， 而且反映出圣人关注社会与民生的思想情感。由此可见，修辞也是圣人职守之内的事业。唐孔颖达的解释是较为符合孔子所谓“修辞”的原意的。
《易传》中“辞”与诉讼有关。诉讼只有遇见善听之主才能有公正的判决，故讼的卦辞有“利见大人”之语，之所以“利见大人”，按照《彖传》的理解是“尚中正也”。因此，“修辞立其诚”的第一要义就是“中正”，“诚”的正解也应该是“中正”。“立诚”包含着历史传承的官守职业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
从语法结构来看，“立诚”是针对“修辞”而言，绝非“修辞”之外再讲“立诚”。“修辞立其诚”意为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最好的方式予以表达，并预期达致成功。而由此产生的中国人对立言的重视和敬言、谨言、慎言的传统也就可以理解了。“立诚”作为修辞的出发点与归宿，与道德人格紧密相关。道德人格不同，修辞效果迥异。如果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谈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与我们今天的修辞学搭不上界，这不符合孔子的原意，“以言者尚其辞”也是《周易》所具有的“圣人之道”之一。显然，孔子是重视语言修饰所达致的社会实践效果的，这不能说与中国的修辞学发展没有任何联系。
（摘编自王齐洲《“修辞立其诚”本义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