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宋代文人，失去了封建社会迅速成长阶段建功立业的浓厚氛围与天才极致、奋发向上的心境，他们努力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求取自我人生的意义。佛老之学以其专治“身心”的学说性质而迎合了宋代文人的内心要求，对以“治世”为本的儒学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同时，宋代又是一个民族分裂时期，宋王朝长期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兴兵侵犯，边患日趋严重，终致故都不保，南渡江吴，偏处一隅。理学诸儒把终宋相随的现实危机归因于儒学义利关系的颠倒，视为私欲肆行、公义不张的必然结果。因此，理学家畅言去利存义、灭欲穷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着意于正人心、固民力、培国基，欲致君臣上下，共尚大义，弃一己之私，致国强之公，以实现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
——摘编自陈廷湘《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
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
重大史事 | 相关表述 |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 |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 | 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
1987年中共十三大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2022年中共二十大 |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并结合所学，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主题，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材料一 西欧封建社会中，住在城市的居民统称为市民，用来同贵族、骑士、教士、农奴区分。农奴向往城市生活，逃出庄园，进入城市。当时到处流行着这样一句活：只要在城市中住上一年零一天，你就是城市的居民了。庄园自产的物品较少，封建主把家族成员迁到城市中，在城市里购买丝绸、棉布衣服，香料和调味料。由于生活支出越来越大，封建主除了加紧压榨农奴，还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封建主家庭同城市中的富裕市民联姻的也越来越多。一部分贵族富了，成为城市的上层社会的一员。一部分坚持老一套经营管理方式的贵族穷了，甚至在城市大街边上讨饭为生。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城市发展过程中，市民明显地感到：只有通过王权来消灭封建割据势力，才能获得统一的国内市场、使产权与贸易安全得到保护。
材料二 西欧各国工业化开始以后，城市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开始后工厂、矿区都迫切需要劳动力，周围、甚至周边国家的农民都涌来了。农民就业时遇到一个难题：他们从未接近过机器设备，看不懂图纸。他们必须经过技术培训，才能上岗，否则只能充当搬运工、采矿工、杂工、粗工等。此外，城市中的生活费用高，租房不易，棚户区、贫民窟便成了他们栖身之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厉以宁《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