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 | 类型 | 该学者的主要判断理由 |
甲 | “起落型” | “成果丰硕，但无力摆脱‘前门驱虎，后门入狼’的厄运，大起大落” |
乙 | “徘徊型” | “不能超越原有的社会形态而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长期徘徊不前” |
丙 | “螺旋形” | “19世纪中叶、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各有杰出‘代表作’一浪高过一浪” |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材料二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2年至2022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上升至第11位；全社会研发经费从1万亿元增加到3.09万亿元；基础研究投入从499亿元提高到1951亿元；研发人员从年均325万人提高到600万人；高新技术企业从3.9万家增长至40万家。在量子信息、脑科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高性能装备、智能机器人、激光制造、区块链、5G等重点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摘编自张春玲、梁佳惠《科技部：2022年我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材料一 市民可以在城市里自由流动，这是市民享有的个人自由；市民可以随时向城市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和控告，这是司法自由：市民可以控制自己的财产，并随便处置它们，这是承认城市市民财产私有制。城市特许状最终确认了市民的身份自由，保障市民的人身安全，确认市民在城市中的土地自由使用权和所有权，免除市民各项封建赋税，确定市民享有某些特定的经济特权。正如科恩所说：“在日耳曼人的观念中，服从不是无条件的，毋庸置疑，如果受到国王不公正的对待，每位成员都有权反抗和报复。”上帝关心个人的命运和灵魂得救，通过上帝拣选，每个追随上帝的人都可能成为天国的选民，这样的观念移植到世俗领域，使他们有可能跳出一般尊卑荣辱观念，为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提供价值论基础。在中世纪，这种观念与罗马法中的个人权利思想元素一拍即合，逐渐融为一体。
——摘编自侯建新《交融与创生：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等
材料二 基督教不仅将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带给西方社会，他还将一种新的社团组织、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嵌入罗马国家以及后来的西欧日耳曼社会，从而造成了西欧社会的二元分化：在同一社会共同体内，成长起相互平行的教权与王权。教权与王权是连体的双头鹰，因为其二元分化，产生相互的竞争、摩擦和厮杀；由于其共生于同一共同体，所以便相互依存，相互纠结，相互渗透，难解难分。
——摘编自丛日云《在上帝和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
材料 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3个世界性大国，17世纪是荷兰的崛起，19世纪是英国的崛起，20世纪是美国的崛起。其中，经济因素对大国崛起的影响巨大。
经济体制的维度 | 荷兰、英国和美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凡是能够成功崛起的大国都必须积极建立和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 |
科技创新的维度 | 近代历史已雄辩地证明，科技创新在国家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能够崛起的大国不仅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具有较强的技术转化和应用能力，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先进的科研体系往往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
经济全球化的维度 | 从荷兰、英国和美国崛起的历程来看，能否构筑开放的贸易格局，将国内产业结构与国际分工有机衔接，在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优化配置资源，是决定大国能否成功崛起的必要条件 |
——摘编自温俊萍《经济史视野中的大国崛起——基于荷兰、英国和美国的经验》
围绕材料，选择一种观点或者自拟一个观点，并运用世界史的具体史实予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