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帝国之明确旨意和愿望：汝等不得以任何借口，有违国家的最高愿望，去同意建立和危害或有损于我王国的任何制造业和任何贸易；对于建立此类制造业或此类贸易之任何企图，汝应竭尽全力阻止、反对并予以限制。 |
《拿着扫帚的俾斯麦》
图1 越南出土的四乳禽兽纹镜 图2 泰国出土的星云纹镜 图3 印度尼西亚出土的神兽镜（局部）
①此碑产生于希腊化时代 ②为研究希腊民主政治和文化提供史料
③碑文带有一定神话色彩 ④开创了西方历史学叙事体的撰史体裁
材料一 汉代在提水灌溉方面，浅井使用桔棒，深井使用辘轳，利用河水使用翻车；在加工方面，脱粒用枷、脱壳用枷、清洁用飏扇，粉碎用磨、碾、碓等，都有彼此配合的农具。汉代利用杠杆原理制造桔棒和水碓，利用轮、轴的作用制造辘轳、连枷、飏扇，磨、碾、砻等，利用齿轮制造翻车，从而制造了一批省力、高效的新农具。
——《两汉农具及其在中国农具史上的地位》
材料二 1771年，理查德·阿克莱特的第一个纺织厂便是在德比郡溪流旁的水力工厂，其生产过程经常会受到季节性水量变化的影响。1784年，瓦特虽然开发出了复动旋转式蒸汽机，但仍体积巨大，效率低下。曼彻斯特市区第一座以蒸汽为动力的纺织工厂只好推迟落成，据W·查罗娜指出，这个工厂实际开工已经是1789年5月的事了。
——《英国史10讲》
材料三 产业组织方式的变迁是伴随着生产技术的变迁而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转向纵向一体化的工厂模式，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许多大型企业集团。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为适应全新生产方式，无论是产业内部还是产业之间都将呈现出组织方式的新趋势：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市场中，企业通过网络，跨越边界与环境相联系已成为最经常、最普遍的现象。
——摘编自《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的影响》等
材料一：唐都长安——中国古代京城建筑的典范，被认为位于天下的中心。高大的京城城墙内设置了四个部分：皇帝及其家族居住的宫城、政府办公场所和军事指挥场所及社稷坛所在的皇城、两个市场和按网格状排列的作坊及居民区。宫城和皇城与居民区被超过10米高的城墙和更高的城门分开，未经许可没有人可进入皇城和宫城。紧靠皇帝住处而居的是贵族，他们居住在靠近皇城附近有两层或三层的宫殿中，紧邻他们的是拥有受人尊敬的家族谱系的家族。相邻而居的是社会等级的第二级——富裕的商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包括佛教寺庙和其他宗教机构的重要成员。平民的房屋数以万计，但他们都不被看作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严格的阶级界限——贵族不与官员比邻而居，官员也不与平民一起生活——从城内各管辖区(城坊)的方位和大小中可以看得出来。
——从城内各管辖区(城坊)的方位和大小中可以看得出来。
材料二：与早期的王朝不太一样，北宋的东京不仅是一个都市型防卫城堡，而且把原先生活在郊区、老城的人口纳入城市进行管理。这些官员、商人、工匠等都能在城市自由定居，在他们买得起的地方建造房屋。城市没有南北向的轴线，也没有由城墙确定边界，街道布局也不规则，门朝大街而开、各种形状的房屋被街巷连接起来，坊市不分，宵禁时间不断被延迟，城市人口在1103年达到130万——直到19世纪为止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德]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4·儒家统治时代》
材料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野生西瓜原产于非洲。“旧传种来自西域，故名西瓜。”这样看来，西瓜名字的由来与西瓜在中国的引种和传播有一定关系。根据最早关于西瓜的文献记载，五代后晋（936—947年）的胡峤从契丹归来后撰《陷虏记》，记载在契丹见闻，其中提到西瓜。北宋时期相关文献较少，有说法当时黄河地区可能已经种植西瓜，《清明上河图》展现了汴京街市，“其中一个水果摊前案上放有数块切开的西瓜”。南宋时期西瓜的记载多处可见，如诗人范成大在《西瓜园》中写道：“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诗注里有：“西瓜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文天祥《西瓜吟》中：“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中不但首次出现西瓜的栽培方法，还有西瓜子仁的介绍。而《日用本草》记载：“西瓜，味甘寒，无毒，消暑解热，解烦渴，宽中下气利小水，治血痢。”明《本草纲目》也有关于西瓜引种、生理特性、用途、食用等各方面的详细记载；《群芳谱诠释》记载“子取仁可荐茶，皮可蜜煎、糖煎、酱腌”。清代各地方志中关于西瓜的记载内容逐渐出现多样化，涉及西瓜的形状、种植、用途、产量、传播、贸易等各方面。
——摘编自石慧、王思明《西瓜在中国的引种推广及动因探析》
材料二 水果历来是属于温饱之外的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果已逐渐成为北京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重要内容。以西瓜为例，在1982年居民还为买瓜走远路、排长队，而到1985年西瓜市场放开后，西瓜上市量大，质量好，购买方便。到90年代初期，北京人均消费水果47公斤，接近世界最高水平。美国的蛇果、墨西哥的青柚、印度尼西亚的毛丹、新西兰的杨桃、韩国的丰水梨、日本的水晶梨、智利的红提子……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的50多种水果摆满商厦柜台。鲜瓜果58.80公斤，其中西瓜就将近40公斤。
——摘自张太原《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生活的变化》
——摘编自马建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但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赫尔德认为“这是一个为避免犯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19世纪时，欧洲流传一个比喻“这个帝国是一个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的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当更多的欧洲人这样看中国时，他们的军舰来叩关了。
——摘编自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据材料一，概括16至20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中国认识的变化。
——摘编自郭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