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部分学校2017-2018学年八年级上学期...

课堂上，特别是我最不喜欢的珠算课，我就一头       进桌斗里，因为那里     着一本我放不下手的小书。那时，我因      阅读而不遵规守纪的事屡屡发生，我这里如实奉告，绝不是要少年朋友们也学我这样       。

保卫我们城市的传统

王澍

    回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方面流于简单地向西方学习，建设高楼大厦。现在看起来城市的建设应该根据各地情况采取不同思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西欧，根本不是当年我们从电视图像上看到的那种高楼林立的“现代化”。但是，发现这一点时已经有点晚了。现在我国不少城市都是“崭新”的，大部分都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别说和欧洲比，就是和“没有历史”的美国比也要短得多。

    这种现象和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落后而形成的追赶心态有关。很多人希望城市从外观上都向发达国家靠近，很多旧城拆迁中，地方决策层都认为“太落后了”、“ 太破旧了”，非拆不可。

    实际上，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城市化传统。和西方不同，中国从唐朝开始就出现很多城市。由于社会具有成熟的宗族礼法格局，到明代形成了建筑无城乡差别的城市。在皖南的山区里，现在可以看到遗存下来的非常成熟、优美、先进的古代建筑。把苏州切一块放到皖南山区的农村，或是把皖南农村的一部分放大挪到苏州，几乎是一样的。

    从秦汉时人们开始用夯土技术造房子，在杭州这座南方富庶大城，至今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土房子”，显示出秦汉建筑脉络的延续，是很重要的“城市记忆”。看起来土得掉渣的夯土技术其实是高度理性的产物，“百年的砖千年的土”，中国古代造房子，很注重稳固和长久。

    中国本土的建筑传统是一个循环营造的体系，有很多奇妙的细节，为现代建筑技术所不及。如传统的中国建筑方式是没有下水道的，主要用地渗技术，从地表大范围地向地下渗透排水，效果很好。而现在的下水道技术，只要有一个地方堵了，其他地方就都要积水。很多抛弃传统简单采用西方技术的建筑方式都是这样，花了大价钱，却制造出新的问题。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简单地提倡复古，而是想说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存在很多“闪光点”，但是目前处于不被人重视的境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传统的营造体系受到破坏，除了在最不讲究建筑文化的地方——农村里尚有遗存，在城市中大都已经中断了。

    城市之魅力，不是来自于大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而是来自于文化的独特性。竞争力就来自于创造这种有差异性的文化的能力。

    在很多城市，一些街道原本拥有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各种痕迹，都有其独特的城市记忆，层次分明，形成历史线索的会合，不应该在一次次旧城改造中被全面“覆盖”更新。尤其不能简单地用“有没有住过名人”、“有没有发生过著名事件”作为拆除与否的依据，前几年发生的拆除中国美术馆后一个四合院的事件，当时的说法就是“不是文物，也不是名人故居，也不是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种思路左右了我们城市保护工作很长一段时期。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中国建筑文明并不是个别名人和历史事件构成的，普遍意义上的大众生活才构成文化的根基，很多路边的小东西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痕迹，但是人们都把它们忽略了。

    中国要变成有文化魅力的创新型国家，需要的动力就包括历史文化的记忆，这是产生自主创新灵感的土壤。而城市的文化价值不是简单的“先进”、“落后”之比较，而应该是“文化之差异”，从这个角度讲，面对越来越迅猛的城市化热潮，保卫我们城市的传统，已经到了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地步了。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龙应台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狄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总督胡梅林公（胡宗宪）知之，聘为幕客。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直）、徐（海）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资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