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的反动腐朽愈来愈暴露，中国被瓜分的形势愈来愈严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创办了白话报刊，它使民主革命时期的白话报刊又有了新的发展。从1899年到1918年，各地新创办的就有170种。北起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至上海，西达伊犁，遍布全国近30个大中小城市，甚至连最僻远的世界屋脊拉萨，也在1907年创办了《西藏白话报》。此外在日本东京也出现了9种中国白话报刊
——王洪祥《中国近代白话报刊史》
材料二：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于“思想革命”的。
——《鲁迅全集》第4卷
材料三：在新文学以前，文学的等级观念（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社会的等级观念（士大夫、知识者和平民百姓）是根深蒂固的。文学中文言文学为尊，白话文学是平民文学，是次等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由此划分的社会等级——士大夫、知识者和平民百姓。即使如梁启超这等提倡白话文学的维新人士，也坚守着“物各有群，人各有等”。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斗士们深刻地批判了文言文的封建贵族化本质，主张建立一种全社会和全民族共通、共享与共同的“国语的文学”。“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性成果之一，就是“将特权阶层独占的文学权利还到了最广大的社会平民的手中
——张烨《文言与白话的千年之争》
材料四：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宣布文体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步改用国体文，教科书进入以白话文为形式的新阶段。为适应教科书文体的改革，商务印书馆编撰出版了《新法教科书》，全部采用白话文，初级小学教科书有《国语》、《国文》、《修身》、《算术》、《珠算》、《会话读本》、《自然研究》、《国语唱歌集》等，共计9种；高级小学教科书有《国语》、《国文》、《算术》、《珠算》、《历史》、《地理》、《理科》、《自然研究》、《会话》、《英语》共计10种，以后又出版了9种。
——贾平安《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材料一：真正成功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的“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从民间融资，然后由民间经营外贸”的模式，不仅保证商人有其独立经营海洋贸易的空间，也为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公司组织形式上的准备，而且还带来了另一种意外的效果：既然大西洋贸易给这些股份公司带来利润，而这些公司的利益又由众多股东共享，于是，海洋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服务与制造业务创造了一批非贵族出身的有产阶层；这些新的富有商人自然对他们靠冒险挣来的财富很看重，不希望王室通过随意征税或其他方式来剥夺、侵占他们的私有财产。由于英国自1215年后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代议政治制度架构，虽然这些新的富有商人们多数并无贵族背景，但他们可依赖代议制下的议会对国家立法与管治产生影响。……革命之后又恢复议会制，这实际上在英国建成了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
——陈志武《再谈西方的兴起》
材料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确实包含许多因素：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但能使各要素有机、合理的发生作用，还是取决于制度安排。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中国，（1978年）前后三十年的基本国情和自然禀赋并无质的差异，但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
——宋鲁郑《从西方丑闻看中国崛起》
运用材料及结合所学知识，以17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中国为例，对“良好的制度是一个国家走向振兴和强大的可靠保障”进行论证。
材料一：我的业师梁启超先生说，王安石是大改革家，中国千古一人，在他以前，有过改革家，如在齐的管仲，在秦的商鞅。然而，论到有见识，彻底了解宋朝的政治缺点、人民疾苦，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有毅力贯彻他的计划，在宋朝以前或其以后，中国只有王安石。
——黎东方《我对历史的看法》
材料二：今介甫为政……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司马光《家传集》
材料三：司马光：“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也。”
——《宋史》
材料四：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适应于时代之。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