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国外，醉心于西方的科学与政理，极力主张“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标为民族竞争公理，鼓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甚至对社会主义也有空泛的赞美；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持批评态度。但是一战粉碎了西方科技、物质文明的光环，欧洲列强彼此相残的现实，摧毁了国人心中西方现代化强国楷模印象。梁启超直言“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由此对民族文化的信心提高了，着力探讨人类精神与道德改造问题，更以儒家传统为观照鼓吹互助互爱和世界主义，调和东西文化，并预言在未来世界秩序重建中，中华民族必将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他还预言社会革命是“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不过他认为“农民最富于保守性，欲倚之为改造社会之先驱，殆不可能。”
——摘编自董增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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