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收支及通胀情况统计表 （单位：百万元法币）
| 战争开支 | 收入 | 零售价上扬（%） | |
| 1937 | 1，167 | 870 | （开战后头九个月）29 |
| 1941 | 10，933 | 2，024 | 173 |
| 1945 | 1，268，031 | 216，519 | （至8月）251 |
——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 ）
材料一：“民本”二字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民本思想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在近代中国，它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
——摘编自林甘泉《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等
材料二：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曾说道：“‘平民主义’是democracy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摘编自李大钊《平民主义》
中国土地政策的演变
| 时间 | 政策 | 内涵 |
| 西周 | 井田制 | 由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公田由村社成员共同耕种，收获归国家，私田的使用权归村社成员。 |
| 北魏 | 均田制 | 将国家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使用，确保国家财政收入。 |
| 宋代 | “不抑兼并” | 法律保障土地自由买卖，鼓励民众垦荒作为私产。 |
| 明代 | 鱼鳞图册 | 州县详细记录土地面积、土质、田主、税则高低。 |
| 20世纪初 | “平均地权” | 核定地价，将来地价上涨，现价归地主，上涨部分归国家。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农业合作化 | 以合作社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土地归合作社所有。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在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将经营权分给农民个体使用，允许农民有一定的分配自主权。 |
——根据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等整理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关联信息，就它们的内在关系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唐德宗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税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自北朝以来实行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已经崩溃，再加上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朝廷连年对藩镇用兵，中央财税入不敷出。为了应付浩大的财政支出，政府先后增加了许多新的税目，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征敛搜刮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财政困境，反而造成赋税制度的进一步混乱。建中元年，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下，新的赋役制度终于出台，这就是“两税法”。“两税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形势下中央与地方在财税分配上的矛盾，重新划定了中央与地方税收的比例，也确定了以土地为主要征收对象的基本原则，被视为在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改革。
——摘编自宁欣《唐德宗财税改革为何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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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在中国设立分部，全面负责对华宣传。为促进美国战争目标和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通过一系列对华宣传项目，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正在崛起的抗日英雄国度。随着美国对日反攻路线出现变化，在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构想中，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国际大国是美国对华宣传的重要工作。此外，战争信息署从西方文明优越论视角，把中国看成是一个贫困落后、亟待用西方制度和技术进行“改造”的典型。……在战争信息署看来，它不但要通过话语力量给予中国人战斗勇气，促进中美合作，还要改变中国人“陈旧”的思想，为国民政府的“改革”引入美国的观念和制度，为战后缔造远东和平培养中国人的大国意识和合作理念。应该指出的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战争信息署构建的中国形象经过特殊剪裁，没有完全反映中国现实，它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想象与认知的局限性。
——摘编自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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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国外，醉心于西方的科学与政理，极力主张“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标为民族竞争公理，鼓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甚至对社会主义也有空泛的赞美；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持批评态度。但是一战粉碎了西方科技、物质文明的光环，欧洲列强彼此相残的现实，摧毁了国人心中西方现代化强国楷模印象。梁启超直言“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由此对民族文化的信心提高了，着力探讨人类精神与道德改造问题，更以儒家传统为观照鼓吹互助互爱和世界主义，调和东西文化，并预言在未来世界秩序重建中，中华民族必将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他还预言社会革命是“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不过他认为“农民最富于保守性，欲倚之为改造社会之先驱，殆不可能。”
——摘编自董增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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