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夏商西周时代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设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人之所以频繁的引用制、常、典、则等多种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期，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时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法律思想研究》
材料二：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司法制度，就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思想越来越多受到以“礼”为核心的纲常原则的指导。“以礼制刑，礼法合一”是对唐朝法律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整理自张苏阳《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